7月7日前去信城規會，保護郊野公園

西貢海下、白腊及沙頭角北區鎖羅盆屬郊野公園「不包括土地」之一，最近規劃署因應2017年司法覆核成功挑戰城規會就三地《分區計劃大綱圖》作出的決定，再度修改了三地《分區計劃大綱圖》，看似縮減了「鄉村式發展」地帶的面積，不過做法是否足夠保護三地？最近長春社再次檢示了西貢海下及白腊多幅位處「鄉村式發展」地帶邊陲內，仍未建屋的土地，發現兩地村內土地雖大多仍被發展商持有，但規劃署未有把這些土地剔除在「鄉村式發展」地帶之外。

事實上多個環保及關注團體，早在2013年時已揭露海下及白腊的土地，大部分已被發展商收購，我們嘗試分別再翻查海下68幅，以及白腊42幅在「鄉村式發展」地帶邊陲內，仍未建屋的土地。海下現時的土地狀況，是近7成的土地仍由多間發展公司或部分持有，包括東島土地開發有限公司（EASTERN ISLAND LAND DEVELOPMENT CO., LIMITED）、新華書店湘江集團有限公司（XINHUA BOOKSTORE XIANG JINAG GROUP LIMITED）、華眾有限公司（SINO JOINT LIMITED）、源浩有限公司（VANTIX LIMITED），其中新華書店湘江集團有限公司的董事之一柳明心及姚祥欽，本身亦分別是華眾有限公司及源浩有限公司董事，柳明心曾建立新界地產商會及江庫集團，江庫集團在大埔一帶已買賣及發展地皮多年。至於持有最多土地的東島土地開發有限公司，公司註冊處顯示董事為鄧孔光。

我們亦留意到，研究範圍內有1成土地由發展公司先收購，後將部分地段分拆及轉手至多位翁姓人士，情況與以往一般套丁的行為十分相似。

至於白腊，則除了一幅由劉姓人士持有之外，其餘全部土地均繼續由智生發展有限公司（MASTER MIND DEVELOPMENT LIMITED）持有，該公司早於1993年起已陸續從當地原居民收購土地，該公司的董事張崇霖及黃崇瓊，曾在2010年以一家名為「譽德萊教育機構」的公司，計劃在白腊建國際學校，並進行大規模土地平整工程。

2017年的司法覆核成功推翻城規會的決定，原因是城規會當年無充分解釋三地「鄉村式發展」地帶如何反映「丁屋真正需要」（genuine need for Small House development），看到海下及白腊的土地早被當地原居民賣到發展商手上，要講「滿足原居民的丁屋需要」，根本站不住腳。他們所謂的真正需要，是住屋，還是賺錢？

避免留有空間，讓發展商與原居民將來借「套丁」建屋圖利，規劃署本可以發揮把關者角色，卻不好好把關，未有把兩地的「鄉村式發展」地帶大幅度縮減，白腊的情況更差，只把「鄉村式發展」地帶縮減0.02公頃，改作垃圾收集站，出發點完全與評估村內「丁屋真正需要」無關，與修訂圖則的背景完全不符。《分區計劃大綱圖》雖然仍在收集公眾意見，但最好的做法，其實是規劃署自行撤回海下及白腊《分區計劃大綱圖》，重新檢示清楚兩地「鄉村式發展」地帶該縮減的範圍，再作公眾諮詢，真正保護西貢這個我們的後花園。

推動香港減廢的垃圾徵費建議已經過15年討論，政府2018年才將條例草案呈上立法會，法案委員會已加開會議審議，但政府與建制派議員以今屆會期沒時間審議為由，合謀將條例草案擱置，先是由民建聯議員何俊賢走出來做「醜人」，要求法案委員會討論是否繼續審議草案，然後建制派在法案委員會提出停止審議，令垃圾徵費胎死腹中。

這個政府對政治任務充滿鬥志，「國歌法」可以火速通過，批鬥打壓港台《頭條新聞》、考評局 DSE 試題毫不手軟，惟獨對垃圾徵費這項重要環保政策，環境局和建制派卻放軟手腳，想打退堂鼓。政治鬥爭行先，管治意志全無，已成為特區政府的招牌作風。

香港棄置廢物問題已逼在眉睫，現時每年有超過550萬公噸固體廢物棄置堆填區，而且數字不斷上升，2018年已達587萬公噸，堆填區很快會被逼爆。垃圾徵費是目前可行有效的解決方法，根據《2018年固體廢物監察報告》，如徵費成效有如首爾、台北，香港的廢物棄置量可以下跌三成，一年可減少176萬公噸都市固體廢物倒進堆填區。

即使市民可能對垃圾徵費有不同意見，這政策也值得通過立法會審議、修訂及表決，讓議員及市民在充分了解政策利弊下作出決定。

今年3月我已經在《2018年廢物處置（都市固體廢物收費）（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上，質疑政府和建制派夾計拖延審議，我當時要求委員會主席馬逢國為該政策討論定時間表及加開會議，但馬逢國直到本月才增加會議審議。

這條例草案已討論一年多，開了16次會，最近才進入逐條審議階段，工作進行了約一半。事在人為，只要加開更多會議，要在本屆立法會表決法例並非不可能。

政府和建制派想營造立法會不夠時間審議法例的假象，卻騙不到心水清的港人。備受爭議的國歌法，法案委員會短短三個月開了17次會，政府和建制派還不惜在立法會內務委員會強行奪權，將法案火速提上立法會大會三讀通過，無所不用其極。同樣充滿爭議的高鐵一地兩檢法案，法案委員會也是三個月開了19次會，用高鐵速度通過草案。怎麼到了垃圾徵費法案，政府又突然扮到好像無計可施，最終要擱置審議？

如今法案拖到新一屆立法會，立法程序要重新來過，重新排隊，重新審議，香港減廢的願景便一拖再拖，遙遙無期。

搞政治就兇狠好鬥，做實事就軟弱無能，這些尸位素餐的政府官員怎對得住香港市民。

灣仔莊士敦道157號近日已被包上綠色膠布，正進行清拆，該建築過去近80年屬本地著名的馮良記表行物業，近年賣予發展商，未獲古諮會評級，但上年已批准重建。

該唐樓屬於第三代的戰前唐樓建築風格，推斷建於1943年，擁有騎樓立柱和露台，形成騎樓底，令路人有涼快之感，為現時較少見的唐樓設計。牆身亦有當年的廣告，包括：藥行和錶行北魏體的標示，牆身也有高雅花斑，簡單而美觀。

根據上年12月18日文匯報的報導，「灣仔莊士敦道157至159號全幢，地盤面積約1,860平方呎(未核實)，業主為馮良記錶行，由馮良記於1943年起自用157號地下，至今已超過70年歷史，早前為重建作準備，遷到莊士敦道181號大有廣場地下6號舖。」

見証香港鐘錶業的歷史

網上可發現當年40年代馮良記開店的情況，當日掛着花牌，張燈結彩。正值二戰之間，當時的照片難能可貴。

1943年創立馮良記錶行是本地著名錶行，早在60年代已取得勞力士的特約售賣，奠定早年本地鐘錶的發展，將早期價廉為賣點的鐘錶工業，推上大雅之堂，為香港鐘表業總會早創成員，於本地鐘錶界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香港曾是世界鐘錶製造中心，今天依然高檔鐘錶發售中心，令亞洲各地了解先進的歐洲鐘錶業。

破壞灣仔古蹟群的完整

莊士敦道157號唐樓不單是灣仔唐樓古蹟群重要一員，與第二代的唐樓藍屋及和昌大押組成古蹟群組。現時沒有評級及關注下清拆唐樓，連最基本的研究和紀錄的欠奉。印證政府對保育缺乏支持，任由香港文化消失。林鄭政府上任三年對保育毫不重視，只推動政治任務，不斷強推重建，消滅本地的特色。香港飛快消逝，我們敗於這種偽善的奸官手上。

過去半世紀，保育制度毫無寸進，評級制度如同虚設，沒有法定效力，任由業主清拆古蹟。而古蹟辦亦無心去評級，出現莊士敦道157號唐樓沒有評級的慘況。

本週一中西區區議會首次召開了動物友善工作小組。席間有團體到來簡介了一個十分宏大的流浪狗隻TNR計劃，單是設立費用已經要逾800萬，營運費用更高達一千五百萬！而相關計劃原來已經有其他組織在漁農自然護理處的試行計劃下，在長洲和大棠推行，但成效並不顯著。

葉錦龍雖原則上支持TNR計劃，但對於計劃的預算和推行方式卻十分成疑。計劃一方面只包括流浪狗隻，但愛護動議協會已經有提供流浪唐狗絕育服務（雖然提供服務限額少），而團體竟然指希望得到區議會撥款或冠名支持後，去向各獸醫診所或獸醫學院求免費的TNR名額，就像是借區會名義去「揼人心口」，以一個講求持續性的計劃而然，未免有欠穩定。

另一方面，計劃上指資金來源是區議會撥款及市民捐款。但計劃單是設立費用已經高達800萬，如要十八區平均攤分，每區需要負擔45萬，已經是一個委員會的預算上限。營運開支十八區攤分更要每年支出80萬，在被政府因政治原因而被削減預算的區議會，要拿出如此預算去服務十八區是不合承受能力。加上政府有責任推動動物保留及物種數量限制的工作，如由區議會負擔於理不合。

加上在席上，團體重覆十八區的宏大願景及團體成員的豐功偉績，鮮談如何確切逐步實行計劃。而計劃成員自稱全港救了2000隻狗，卻對議員問及中西區的流浪狗隻情況毫無準備，只不斷重覆「十八區都有責任」，漠視了區議會撥款需要主要服務當區居民的法例要求，十分可惜。

總結而言，TNR計劃的延展是有確切需要，但申請團體亦應該以務實態度去說服議員及區議會支持。過往已經有兩個團體向漁護處申請試行計劃並獲批，何不由單區申請試行，讓公眾更有信心？

文/黎天祐、李詠陶、盧曉霖 （V'air低碳本地遊實習生）

數日前，2020年6月22日，立法會終止審議《都市固體廢物收費條例草案》。這個原本打算在年底推行的政策，前後經歷十五年，亦終歸壽終正寢。條例遭拉倒的那一日，有人歡喜有人愁。說喜，有環保人士認為本港回收系統，遠遠不能配合垃圾徵費的實行，一堆堆「可回收物料」只能轉送堆填，達不成原有的政策目標。說愁，有環團認為該條例草案「由無到有」已是十五個年頭，香港不應再走回頭路。

V'air深信，「都市固體廢物收費」是完善本地廢物管理系統的重要一步。我們原則上支持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因其所衍生的資源管理系統以及就業機會，有利於港人福祉，能提升我們的生活質素。但遺憾的是，我們認為是次條例草案欠缺公平性，將「生產者責任」直接轉嫁到市民。製造商、工廠等重要持份者卻是未有觸及，實在難以令大眾信服。因此，與其讓一條不能針對「源頭減廢」的條例生效，是次的拉倒絕對是個好時機，讓政府與公民社會重新勾畫出「都市固體廢物收費」應有的面貌。

香港「都市固體廢物收費」的今生前世

2005年，香港政府就已經提出了都市固體廢物徵費的概念，希望以「污者自付」的原則，鼓勵市民減少製造垃圾，並做到回收分類，做到「源頭減廢」。有關討論已有15年之多，更曾進行了為期三個月的試驗計劃、公眾諮詢和公眾參與。2018年11月，環境局終向立法會提交《2018年廢物處置（都市固體廢物收費）（修訂）》條例草案》[1]。

同為四小龍成員，韓國首爾及台灣台北市早於兩個年代前已實施廢物收費。1995年，首爾實施「容量廢物收費制度」，住宅用戶及小商戶應將垃圾裝於預繳垃圾袋中，每公升容量約承認22韓圜（即約0.15港圓）。而可回收物品則需分類，並放入公用收集箱，不需繳費[2]。如是者，其廢物回收率於短短15年間，由29％躍升至66％。在1994年至2011年間，每日人均家戶垃圾棄置量更從1.3公斤，跌至0.34公斤，跌幅逾七成[3]。

台北的「垃圾費隨袋收集」政策自2000年實施以來，其效果更顯著。有意思的是，其垃圾收費一直與清理成本掛鉤。2001年起，台北市政府更把廢物處置廠的建設成本，以及設備折舊費用除以垃圾清理成本[4]。因此，台北的廢物管理系統更能突出「污染者自付」，更能朝著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前進。

香港未有完善軟件配合廢物收費 實行也徒然

我們認為廢物實際回收量不如理想，即使有了固體廢物徵費，不少垃圾亦只能運送至堆填區。這並非全因市民的環保意識不足，同時更是政府對回收系統發展的支持不足所致。

本港廢物管理所遇到的挑戰，除廢物量多之外，本地回收業的發展，以及處理廢物的基建更因土地空間狹小而處處受限。即使政府已計劃於今年增設兩間廢塑膠廠[5]，但我們質疑其相應成效。首先，本港經營回收業的成本極為高昂，因此唯有不斷收集高價值的材料（例如紙張，金屬，電子產品等），繼而加工出口才能維持其運營。作為廢物處理系統最後一環，堆填區本應處置廢料，不可回收物料，以及建築廢物為主[6]。惟現況則是，據香港環保廢料再造業總會會長劉耀成所言，部分廢膠、廚餘、玻璃等回收價值低的材料，至今仍無回收廠問津，只能運到堆填區。

第二，目前的回收種類存在太多限制。就例如，回收箱目前為止仍只接受1號，2號，5號及6號樽型塑料；又如紙類回收，可回收的廢紙也不包含熱感紙，卡紙等[7]。而市民放入回收箱的資源，也未必能做到真正回收。曾有本地傳媒在一專題採訪中，將 GPS追踪器擺放在14個屋苑回收箱中。最終竟發現超過半數轉送到堆填區或廢物轉運站[8]。

草案若要捲土重來 必有三步曲

若政府期望可以成功推進「垃圾徵費2.0」，應先就完善回收系統做出行動。因此，環境局應果斷挑起重擔，以無比魄力盡快做足「三部曲」，完善本港廢物管理系統。

（一）增設回收箱

據世界綠色組織早前以問卷調查港人的回收態度和行為，發現約76％的參與者認為目前的膠樽回收箱位置不便且數量不足，減少了其回收膠樽的意欲；同時約76％的受訪者同意，回收箱位置就腳與否，是市民樂意去回收塑膠的因素之一。然而，全港路邊回收箱的數目卻在遞減，2013至2020年間共減少了15個[9]。我們認為垃圾桶與回收箱的比例是政府必須慎重處理的問題。

（二）增設回收箱種類

據統計，2012年，香港每天有9,278公噸都市固體廢物棄置堆填區，其中約36％屬廚餘[10]。港府逐步淘汰三色回收箱已久，而廚餘回收的地方卻少之眾少，明顯可見其對廚餘回收的擴展力度不足。我們期望香港政府可加強對廚餘回收的認識，長遠建立完整的廚餘回收系統，完善並優化現時的回收系統。

（三）推進生產責任制

香港持續出現超市過分包裝的趨勢，然而責任竟推卸至消費者身上，是十分不合理的。因此港府應推進生產責任制，嘗試改變市場風氣，於貨品生產時減少不必要的包裝，而轉用可回收物料。我們盼望香港政府能秉持「源頭減廢」的理念，以經濟誘因鼓勵生產商減少不必要的包裝，降低廢物產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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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立法會（2018）。取自立法會網站：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bills/b201811021.pdf，查詢日期：2020年6月24日。
[2] 立法會（2012）。《南韓廢物處理政策及措施背景資料》。取自立法會網站，查詢日期：2020年1月14日。
[3] 環境保護署（2018）。《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取自環境保護署網站，查詢日期：2020年1月14日
[4]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2016）。《垃圾費隨袋徵收》。取自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網站，查詢日期：2020年1月14日。
[5] 明報（2020）。下半年新廠落成現收膠量佔處理上限3％PET膠樽回收率0.2％環團促徵費中央收膠，查詢日期：2020年6月24日。
[6] 環境保護署（2005）。《建築廢物前言》。取自環境保護署網站，查詢日期：2020年1月14日。
[7] 綠色和平（2016）。好心做壞事？十件替換回收的物品。2020年6月24日，查詢日期：2020年6月24日。
[8] 香港01（2020）。［01實測］追踪器揭白做回收9大屋苑疑將回收膠樽直送堆填區，查詢日期：2020年6月24日。
[9] 香港01（2019）。逾7成港人指回收箱不方便減低迴收意欲環團呼籲增回收箱數量，查詢日期：2020年6月24日。
[10] 環境保護署（2019）。問題與解決方案，查詢日期：2020年6月24日。
[11] 基進報導（2019）。塑膠無廠做回收？，查詢日期：2020年6月24日。

盧廉若像（來源：華人百科）

盧廉若在光绪四年（一八七八年）出生於廣東新會鄉間，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於家宅娛園去世，他是一位巨商、慈善家。為盧九(盧華紹)長子，名鴻翔，又名光燦，字聖琯，號廉若，以號行。

一 盧廉若的生平

盧廉若七歲補新會縣弟子員，然「秋試屢躓」，乃援例納粟，以道員分發浙江，賞花翎二品頂戴。王之春巡撫廣西時，檄調至桂林，後來厭倦吏事就告假歸鄉。在鄉中創組義學，倡辦普仁善堂。從同治九年（一八七零年）起定居澳門的盧九(盧華紹)在光绪二十五年（一九零六年）去世。(澳門編年史十九世紀 作者/編者：施白蒂)盧廉若後遷居澳門，繼承父業經營銀號、煙賭。也承投澳門山票、舖票。且是南洋煙草公司大股東，及光绪三十二年（一八九九年）起任寶行銀號（Po-Hang）東主之一（《澳門政府憲報》1908年6月27日第26號），同時也是澳門賽馬場經理及最大股東。

一九一三年旅澳華商總會成立，盧廉若就成為第一屆值理。一九一三至一九二三年這十一年間，四度出任鏡湖醫院總理。清末，盧廉若與同人籌資，創辦澳門孔教學校，招納貧苦少年入學。同時曾出任中華教育會會長。一九一七、一九一八、一九二零、一九二一及一九二七年五次當選澳門中華總商會總理；根據一九二三年第六期《政府公報》上規定的權限，在八月十一日成立政府諮詢常設委員會，對政府及華人社團所關心的問題進行諮詢，其址設於澳督府內。盧廉若擔任該澳門政府諮詢常設委員會華人代表。（澳門編年史二十世紀　1900~1949 作者/編者：施白蒂 P169）

盧廉若在一九一八年一月七日申請租用位於二龍喉花園旁、東望洋山坡上的一塊土地（澳門檔案館，民政管理檔，第2號卷 宗，第S-R號文件）。澳門跑馬娛樂國際有限公司總裁盧廉若在一九二五年六月九日申請租用關閘旁一土地（澳門歴史檔案室，民政管理檔，第 134號卷宗，第S-C號文件）。澳門國際跑馬娛樂俱樂部經理盧廉若在一九二七年七月七日申請租用跑馬場邊一土地（澳門檔案館，民政管理檔，第 55號卷宗，第S-A號文件）。

盧廉若生前曾經支持孫中山革命，曾於一九一二年和一九一三年兩次接待孫中山于盧園春草堂。盧廉若一生對澳門社會和經濟貢獻非常多，先後獲得清廷誥封資政大夫、花翎二品頂戴；在一九一三年獲得葡國三等嘉禾勳章；大總統黎元洪在一九一五年特賞三等嘉禾勳章，並題贈「樂善好施」匾額；在一九二五年四月，獲葡萄牙基督一等爵士勳章。盧廉若逝世後，葡萄牙政府讚譽其為「謹慎忠誠之君子」，詩人汪兆鏞亦曰「是有佛相，具菩薩心；胡為中道，而返故岑；功德圓滿，離此五濁；成佛升天，還君面目」。

盧廉若總共有妻妾八人，育有兒女十七人，長子榮觀，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商科學士，曾充澳門議例局議員，澳門商會主席；次子榮傑曾任香港東華醫院主 席董事。入民國後，盧廉若昆仲多出任國事，上海臨時法院院長盧興原及 前任駐前山交涉委員盧光功均為其胞弟。（盧湘父：《盧九墓志銘》；盧子駿增修：《新會潮連盧鞭盧氏族譜》卷24《家傳譜》（不著 頁碼）；《盧公廉若榮哀錄》之《哀啟》，第50頁；《華字日報》1927年7月18日。Jaime do Inso, Visões da China, pp.89—107）

著名紳商、慈善家、澳門華人代表盧廉若在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於家宅娛園去世，享年五十歲。到了七月三十日就出殯，參考汪兆鏞：《清資政大夫花翎二品頂戴浙江補用道廩貢生盧君墓誌銘》，當天「全澳下旗志哀。澳督夫婦步送，執紼者逾千人 」，隊伍由娛園出發，經龍田舞台一側馬路，過花園大馬路、草堆街、三巴門等處，到鏡湖醫院長亭辭靈。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就葬於廣州白雲山雙溪寺石青龍岡。(汪兆鏞：《清資政大夫花翎二品頂戴浙江補用道廩貢生盧君墓誌銘》，該碑文由林廣志先生於2005年4月抄錄，全文參見該氏： 《盧九家族史料四題》，載澳門近代文學學會：《澳門文獻整理研究暨數位化論集》，第109—111頁。)

二 與盧廉若有關的澳門風物

盧廉若公園Jardim de Lou Lim Ioc：廣東省新會縣盧氏一家在清朝同治年間來到澳門，最初在大堂前地（Largo da sé）居住，後來就在羅利老馬路與荷蘭園馬路交界處購地建房居住、休閑，形成令盧廉若公園前身。（澳門編年史十九世紀 作者/編者：施白蒂 P150）負責研究「改善城市物質條件」委員會在光緒九年（一八八三年）制定一份關於澳門城市建設及衛生條件改善的指導性總體規劃，可見規劃報告中提到盧九花園，盧九花園始建年代應該在光緒九年（一八八三年）之前。（科斯塔：《澳門建築史》，載《文化雜誌》第35期，1998年；阿豐索：《澳門的綠色革命： 19世紀80年代》，載《文化雜誌》第36—37期，1998年。）

該片土地才由盧九兒子盧廉若在光緒三十年（一九零四年）至宣統二年（一九一零年）間，聘請廣州李大全、香山劉吉六負責規劃設計，同時完成娛園主要建築和園林，其它建築和隱園就是在一九二五年才全部完成。與唐家花園、張園並稱澳門三大名園。娛園由盧廉若及其家人居住，位於西邊部份叫做隱園，由盧煊仲及其家人居住。（澳門記憶盧廉若花園城市風貌 | 呂澤強，遺產學會 The Heritage Society Faebook2018年5月17日）

東路獨立旅旅長陳策在一九二四年於澳門盧家娛園舉行結婚典禮，由當時廣州市長孫科主持證婚，警察局長吳鐵城等粵澳名流前來道賀。現場非常隆重，設筵達百席。(《（廣州）民國日報》1924年3月4日)

位於肥利喇亞美打大馬路（Avenida do Conselheiro Ferreira de Almeida）和高士德大馬路（Avenida de Horta e Costa）的盧家花園內的龍田舞臺（Long Tin Mong Toi）在一九二七年初落成。直至盧廉若在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逝世後，影院不久就關閉。(飛曆奇：《澳門電影歷史“默片時代”》，載《文化雜誌》第17期，1993年；王文達《澳門掌故》，第97頁。）由於二龍喉宮內軍火庫在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三日晚發生爆炸。當時盧家花園內的龍田舞臺正在由人壽年粵劇名班名角千里駒等演出粵劇。這一爆炸致使舞臺板塌架崩，有三名演員受傷，亦有十餘人濺血。

自盧廉若在一九二七年去世後，同時日本在一九三七年全面侵華。廣州培正中學為避戰亂遷到澳門，在一九三八年租盧家花園為中學的校址，同時於大堂街設高小部，於南灣街、柯高馬路（Avenida Horta e Costa）設初小部。培正中學暴風劇社在本年集體創作劇本《耶誕節前夜》，這是目前所見抗日戰爭時期在澳門出版和作文字發表的唯一一部創作劇本。（劉羨冰編著：《世紀留痕：二十世紀澳門教育大事誌》，第82頁；田本相等編：《澳門戲劇史稿》，第12頁。）

盧家花園在一九六七年仍用作嶺南中學小學部校園時，居澳葡萄牙學者阿瑪羅（Ana Maria Amaro）以葡文出版一本介紹中國傳統園林並研究盧廉若花園書籍。記述初時整個娛園佔地十分廣闊，四周分別以高士德馬路、荷蘭園馬路、羅利老馬路和賈伯樂街為邊界，這個宅園正門設於當時賈伯樂提督街一號，現在培正中學側圍牆仍然留存上述正門部份痕跡。（澳門記憶盧廉若花園 城市風貌 | 呂澤強）

二次大戰戰後，盧氏家族後人逐漸將盧家花園分割變賣，娛園一部份由澳門培正學校購買；隱園則變賣之後被拆卸，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建造住宅。（遺產學會 The Heritage Society Faebook 2018年5月17日）盧家花園（娛園）曾經一度易手給四益置業有限公司。就在一九七三年五月十二日上午十一時，於澳督府內舉行轉讓盧家花園業權儀式。以二百七十萬元向業主四益置業有限公司承購，首期先付一百萬元，餘數則在十八個月交妥。準備重修後將重新開放給本澳居民及遊客旅遊勝地。澳督嘉樂庇講話中表示萬分高興，對該業主集團成員之美意表示稱頌。業主集團代表何賢講話中表示欣慰，為此花園之轉讓對本澳居民是件有益之事。（澳門華僑報　1973.5.13）就在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午正式開幕，由澳督嘉樂庇主持盧廉若公園揭幕禮。當初時收費方面，成年人收五毫，小童則由十二歲以下者，有成年人携帶就不收費，小童單獨則不准進塲。逢星期五免費開放。（澳門華僑報　1974.9.27）現時就每日對所有人士都免費開放。

直到現在盧廉若公園「春草堂」內經常舉辦不同文化歷史展覽和音樂會。澳門《華僑報》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至今，在盧廉若公園每年都舉辦慶祝六一兒童節園遊會。深受小朋友和家長歡迎。二零二零年由於疫情關係而暫停活動。

盧廉若公園在一九七六年被評定為澳門的文化財產，在一九九二年被評為澳門八景之一。(澳門記憶盧廉若花園 城市風貌  |  呂澤強)在二零一八年五月四日，編號 「SM零零八-盧廉若公園 」被澳門特别行政區崔世安政府評定為不動産名錄名單之一。（澳門特別行政區第31/2018號行政法規 被評定的不動產及其緩衝區的名錄和圖示）

盧家大屋Casa de Lou Kau：

位於大堂巷七號的盧家大屋為澳門著名商人盧華紹（盧九）家族的舊居。據屋內左次間天井檐口的題詩年份顯示，該大屋約於清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年）落成。（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局）根據《澳門憲報》所記載，盧家大屋至宣統二年（一九一零年）仍為盧廉若的登記地址。在第二十九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二零零五年七月十五日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上，獲得二十一個成員國全體一致通過，正式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名單之一。在二零一八年五月四日，編號 「AM零二九-盧家大屋 」被澳門特别行政區崔世安政府評定為具建築藝術價值的樓宇不動産名錄名單之一。（澳門特別行政區第31/2018號行政法規 被評定的不動產及其緩衝區的名錄和圖示）

盧廉若馬路Estrada Lou Lim Ieok：這條路位於氹仔島的西北部，在小潭山的南麓，呈東北至西南走向而微曲，東北與史伯泰海軍將軍馬路相接為始，西南在盧伯德圓形地為止，長度大約有一千五百多米。（明清時期澳門華人社會研究論文集 晚清澳門華人巨商盧九家族事跡考述 林廣志）海島市政廳在一九八五年六月市政決議，為紀念盧廉若，把史伯泰海軍將軍馬路改名為盧廉若馬路；並由市政執行委員會代副主席於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日所作出的批示，通過對座落於上述馬路的十間別墅的門牌號碼修改。（澳門政府公報 第 3 期 二零零零年一月十九日臨時海島市政局告示 二零零零年一月十二日於臨時海島市政局 主席 馬家傑）該路段有菩提禪院，是氹仔規模最大的廟宇，同時是澳門主要佛教勝地。

參考資料：

施白蒂編《澳門編年史十九世紀》 和《澳門編年史二十世紀　一九零零至一九四九》
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澳門編年史》第四和第五卷
澳門《華僑報》歷史資料庫，澳門印務局網站
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局，《明清時期澳門華人社會研究論文集》：晚清澳門華人巨商盧九家族事跡考述
林廣志，澳門記憶：盧廉若花園 城市風貌
呂澤強，遺產學會 The Heritage Society Facebook

原刊澳門訊報 濠情話舊 瞻前顧後

In recent years, calls for the protection of animal rights have increased in many cities, and Hong Kong is no exception. However, the public standards of animal rights are not always consistent. The following article will look at three examples to illustrate this point.

Case 1: Should Hong Kong Prohibit Eating Meat at Hotpot and Buffet Restaurants?

The COVID-19 pandemic forced China to re-evaluate the law and prohibit the trade and consumption of wildlife, with Shenzhen becoming the first Chinese city to prohibit the sale and consumption of cat and dog meat. However, the motivation was to safeguard public health rather than protect animal rights, especially since people are still legally allowed to eat livestock. While some claim that humanely butchering livestock makes it acceptable, billions are nevertheless killed every year.

Advocates might argue that eating meat is necessary for a nutritious and healthy lifestyle. Thus, there should be a clear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killing of livestock for food and the exploitation of animals for cruel and unnecessary entertainment purposes. However, evidence suggests that vegetarians can have just as healthy a lifestyle, thereby countering the claim that eating meat is a must.

Even if eating meat is part of maintaining a healthy diet, it is doubtful whether “all you can eat” hotpot and buffet should continue to exist, since it is seen as an extravagant and gratuitous form of entertainment.

For example, after the media reported that a Hong Kong family had contracted coronavirus after sharing hotpot, many people in the city immediately stopped going to those type of restaurants. Not only did this severely affect the industry, but it showed that lavish forms of entertainment like this are unnecessary. Added to the fact that animals are being killed in vast numbers to satisfy this wasteful eating culture, is it reasonable for the “all you can eat” hotpot and buffet business to be banned on the principle of necessity?

Case 2: Should Animal Testing of a COVID-19 Vaccine be Condemned?

It is worth mentioning that contemporary animal rights activists who echo Tom Regan’s arguments in favour of animal rights would strongly oppose the animal testing of medicines and vaccines. While some doubt the necessity of using experimental animals for medicines and vaccines, others emphasise that exploiting innocent laboratory animals is intrinsically wrong – even if it is for the greater good of the community. As such, should we insist on banning animal testing in search of a COVID-19 vaccine?

Case 3: Radical Animal Activists: “It was you who taught us that peaceful protests do not work!”

Given that millions of livestock are killed every day, various radical animal rights organisations and activists, such as France’s militant vegan activists, claim that nonviolent resistance has long proved ineffective in protecting animal rights. Consequently, they resort to violent means to achieve their goals. According to them, both pro-Beijing and pro-democracy restaurants and supermarkets selling meat, as well as laboratories conducting animal testing should be vandalised or destroyed. Do you agree?

Easier Said Than Done

Ultimately, the aforementioned cases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animal rights over other types of goods.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protecting animal rights is often easier said than done. It is only when human interests are affected can the bottom line of individual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regarding animal rights be identified.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is article, entitled “新冠肺炎肆虐下的動保議題”, was published in the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A17) on 30 March, 2020. This version includes updated content and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faith100.media.

（獨媒特約報導）上月初，大埔運頭角里鷺鳥林發生3宗捕捉鷺鳥事件。大埔區議會今日（7月7日）跟進事件，區議員連桷璋要求警方及漁護署加強巡查，惟警方即以人手不足為由拒絕，更稱未有資源設專隊處理。連反駁指警方設有動物調查專隊，區議員林名溢亦指「你泊架警車都震懾到啦」。埔向天晴陳蔚嘉指「鷺鳥係大埔嘅標誌」，炮轟警方「搵一兩個人巡邏係咪咁難」，「尊重生命嘅就幫幫手啦」。

6月3宗捉鷺案 連桷璋：有人貪其「補身」

今年6月初，大埔8天內發生3宗捕捉鷺鳥的事件。有街坊於6月2日在廣福道與運頭角里交界的鷺鳥林，目睹一名男子一手持膠袋，一手捉起白鷺，遂上前喝止，該男子解釋「捉嚟養而唔係捉嚟食」，並放走白鷺。大埔區議員連桷璋的助手亦於6月9日，發現一名中年男子捉著白鷺雙翼，在林村河邊行走，未幾自行放走白鷺。

連桷璋指「捉鷺人」當時手持膠袋，「走嗰時仲要係面露猙獰嘅笑容」，更有街坊證實「捉鷺人」是直接「走人」。連猜測有人捉鷺鳥是貪其「補身」，有商鋪曾向他表示目睹一名婆婆捉鷺鳥，更承認「捉返去係為咗補身」。連要求警方及漁護署加強於廣福道及運頭角里巡邏。

大埔區議員連桷璋

警稱須平衡人手：睇邊樣較影響民生

大埔警區指揮官李國忠以人手不足為由拒絕，更指現時並未有設立專隊處理相關情況，暫時未有拘捕涉案人士。連反指警隊早己設立殘酷對待動物案件專責調查隊。埔向天晴陳蔚嘉則表示，對警方的回應失望，「警方就話打999，但啲人捉得（鷺）嚟幾分鐘就食咗啦」，指老一輩人「諗住背向天嘅就一定食得」，認為警方必須加強巡邏，起阻嚇作用，「搵一兩個人巡邏係咪咁難」，「尊重生命嘅就幫幫手啦」。

埔向天晴陳蔚嘉

李國忠回應時，稱「警方每日都有好多毒品、黑社會、行劫、騙案的工作」，人手需作平衡，「睇邊樣影響民生較嚴重」而作取捨。連桷璋即指大埔人關心白鷺，要求警方加派人手。林名溢則指警方常稱人手不足，「我就求證唔到，但你泊架警車喺度都震懾到啦」。

新民主同盟周炫瑋表示警方的回應奇怪，「有動物專隊專門調查虐待動物案，但又將毒品撈埋一齊講」，「要毒品調查科兼任，咁就唔係專隊啦」。新民主同盟胡耀昌則解釋，現時動物調查科成員由其他嚴重罪案的警務人員組成，須兼顧其他工作，但亦反映警方查案準則為「你哋想查先去查」，「呢個就係點解動保團體一直要求有專門嘅動物警察」，更諷警方稱「無人手」，「但係好多人都覺得你哋有無限資源喎」。李國忠即指人手編制關乎整個警隊運作，並非由單一警區決定。

漁護署濕地及動物護理主任（執法）葉善行指，於6月9日至6月28日期間，總共於運頭角里及林村河一帶巡邏21次，「差唔多每日都去」。

氣候變化正迅速向氣候災難狀態轉移，立即行動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簡稱”減碳”）是全球人類自救的第一步。

香港仍然有很多人指講「減碳」的人「離地」，聽到人說必須2050年達到零碳排放更嗤之以鼻，認為是癡人說夢，他們認為經濟最緊要，以為零碳排放會沒有電、沒有油，社會動不了，哪裏有經濟？人怎能生活？

現實是全球出現了對氣候災難來臨的覺醒，無數人明白減碳是必由之路，同時科技回應了時代需求，近年低耗能電器大量面世，包括冷氣機、雪櫃等，無碳排放能源的開發也在急速邁進，如太陽能、風能、能量儲存技術等，只要有決心，我們三十年之內達到零碳排放不是夢。

香港智庫「思匯」前幾天發表了「2050年零碳排放之路」報告（註1），研究顯示香港2050年達到零碳排放是做得到的，建議的方案包括採用零碳能源、提高建築物及交通運輸的能量效率，以及透過碳交易抵消少量難以避免的碳排放，附圖展示各個因素與減碳的關係及貢獻。

2017至2050與能量有關碳排放的變化 （底圖：思匯）

「能源除碳」是關鍵，思匯報告列出的零碳能源選項，涵蓋本地可再生能源、香港投資外地可再生能源生產的電力通過電網輸入、輸入外地核電，以及輸入外地由可再生能源生產的氫氣（可以稱為「綠色氫氣」）並用以發電等，其中綠色氫氣話題不久前我寫過（註2），新加坡政府已經起步研究，所以不是空想而是過去兩年間迅速冒升的新能源選項，所謂「外地」不單指廣東或其他省份，也包含擁有大量太陽能資源的澳洲、亞洲西南部（如阿拉伯地區）等，報告沒有列明各個選項的貢獻比例，因為到時用甚麼發電，最終要視乎科技發展，以及考慮可靠性和價格等因素。

提高建築物能量效益也是減碳重要環節，例如採納高效冷卻系統、智能屋宇管理、提高建築物節能標準、改造舊建築物等，交通運輸的減碳措施，則包括城市設計讓人住近工作、鐵路為主、低碳／零碳汽車等。

以上只是思匯報告的概括描述，詳細內容需要閱讀原文，無論如何，研究報告明確顯示：可再生能源科技的快速成熟提供了通往零碳排放之路，到達目的地只需要香港社會認定目標向前行。

我比思匯更樂觀，因為思匯的報告沒有考慮香港人的減碳意志，如果我們都積極主動在生活中大幅減少消耗能量，則香港取得的總減碳量比附圖顯示還要多！

香港減碳之路已擺在眼前，向前行需要：政府下定決心推行政策、市民熱心參與節能減廢、商界用心降低業務的碳足印、社會團體同心推廣減碳教育。

對氣候災難的全球醒覺逼着各國踏上2050年零碳排放之路，香港不能置身事外，更何況有路可走，不是夢想。社會全動員，香港一定做得到。

註1 Civic Exchange, 29 June 2020: Towards a Better Hong Kong: Pathways to Net Zero Carbon Emissions by 2050.

註2 《草雲居》，2020年6月18日：減碳氫氣經濟時代 – 香港必須奮力追上

（1）動物權利對您而言有何意義？是甚麼令您成為動物解放運動家？

由於製造食物、衣物、進行實驗和其他原因，人類每秒殺死84,000多隻動物。每年總共有27,000億隻動物因上述原因死亡，這是人類難以想像的數量。發生上述情況的原因是我們視動物為商品、工具、資源和死物，而非擁有生存、免於被傷害及統治的權利的個體。只要公眾和任何管治團體接納及認同動物權利，便可以改變以上狀況。動物並非生來供我們吃用、穿戴、進行實驗或剝削，這概念與我們過去的生活模式和一直被灌輸的價值觀不同。牠們應該為自己而活，就像我們為自己而活一樣。

在我養成素食習慣一年後，我看到社運人士在倫敦舉行運動以鼓勵人們關注動物權利的照片，我馬上查看我身處的地區是否有任何相關組織。在Facebook上發了幾篇帖子後，我也開始在推動動物權利上活躍起來。

動物因被剝削和殺死而受的巨大痛苦進一步增強我在這方面的積極性，令我不斷前進。

（2）我們知道您在德國、瑞士、比利時、荷蘭、葡萄牙就動物或可持續性議題舉辦了多場演講或講座。是甚麼促使您在世界各地積極發聲？

大約一年半前，我在網絡分享於屠宰場拍攝的牛隻屠宰過程的影片後收到一位學生的訊息，他詢問我是否有興趣在其大學發表演講。我相信Malcolm X的一句說話：「教育是通往未來的通行證」，而我想不到比向大學生演講更好的方法。隨後我認為或許可以以此為基礎去舉辦一場更大規模的演講會，繼而我在我的社交媒體上詢問誰有興趣讓我在其教育機構（不同的學校、院校及大學等）進行演講，他們所需要做的就是跟我確定日期、時間和地點。由於我的活動是由他人捐贈資助的，因此他們無需擔心任何費用問題，我隨後也接獲來自歐洲多個國家的33所大學和院校及45個來自世界各地的演講邀請。

（3）您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推動動物權利？您認為推動動物權利的最有效方法是甚麼？

根據我的經驗，演講或講座是目前推動動物權利的最有效方法之一。透過從每場講座中收集到的匿名意見，我親眼目睹成果，這亦鼓勵我盡我所能繼續做。但是，世上沒有推動動物權利的完美方法。我相信使用社交媒體甚至非暴力的公民抗命運動也非常有效。

除了演講或講座，我於日常生活中也會在自己的社交媒體上宣傳動物權利。

（4）推動動物權利的最大挑戰是甚麼？您如何處理？

我認為，迄今為止最大的挑戰仍是只有一小部份人願意為動物及其權利而行動。儘管素食主義的發展非常迅速，但我們必須明白，動物權利運動家在素食主義者中仍只屬少數。我的解決方法是在演講中解釋行動主義的重要性，告訴人們不僅要進行素食，而且要在推動動物權利上變得活躍。我也為素食主義者和行動主義者舉辦研討會，以更好地推廣我們的思想。

（5）您的家人和朋友是否支持您現在的工作？

我有幸來自不反對素食或動物權利的家庭。實際上，我的父母現在都是素食主義者，因此我得到了家人的全力支持。我的大多數朋友都是動物權利運動家。我現時所做的使我失去了少部份朋友，但是我們要注意，這是為動物而非我們而做。

（6）您在促進動物權利之外的嗜好和興趣是甚麼？

我喜歡單板滑雪和滑板運動，儘管我過去幾年沒有時間享受以上任何一項運動。但是我非常喜歡攝影，我每隔幾個月會騰出數小時在大街或大自然中拍照。

（7）您如何建議人們參與您現時的工作？

找出你的專長，並用它來推動動物權利。你不必做我或其他運動人士正在做的事情。我們都有自己的方式為這事業作出貢獻，每種行動主義都很重要而且是必需的。只有你了解自己最擅長的領域，即使在街頭活動、社交媒體、烹飪、演講或其他領域亦無一不可。我唯一的建議是永不退縮，要持續發聲。

（8）您還有其他話想對我們說嗎？

縱使面對壓迫仍要一直堅持，無論遇到甚麼困難，你都要堅信自己在做正確的事。

時刻反思動物權利的真諦，衝出去改變世界！

本港寵物友善步伐緩慢，不少酒店不准寵物入住，部分商場、交通工具至今仍「寵物止步」，寵物主人要帶動物出門尚要經歷重重難關，The Animal Foundation 指出狗狗每日最少應有 30 分鐘的運動時間，但眾多難關都令主人們非常難做。本港與動物福利有關的法律，不止無法讓寵物在都市暢通無阻，現時法律甚至只能消極地防止人類虐待動物，至於積極層面上的動物福利，例如主人在照顧上的積極責任、動物可以自由活動的空間等，仍有待政府政策跟進。

「子非魚，安知魚之樂？」

每每談及動物權益，不時都會引來「動保人士」的標籤，甚或遭受「食雞食牛不殺貓狗」的責難。然而動物權益並非與人類的生存完全對立。人類在有餘力時應更致力於危害其他動物的安危，抑或是給予其他動物更好的生活，「捍衛動物權益」都更趨近於一種哲學信念。信念難言確切的「應否」，但我認為，我們應該盡可能對世界保留多少的一點「善意」。

寵物需要好比人類所需，有最基本的生存所需，如食物、喝水，甚或性命的保存。但在生存以上，不同動物根據其生活習慣都有他們需要的活動空間，例如狗隻最好應該每天出外散步，或讓飼養狗隻可以自由活動。而若主人需要帶同生病寵物求醫，或陪同主人出外遠行，地方的寵物出行政策，都無疑左右主人與寵物的活動空間。在不影響他人的前提下，社會應如何方便寵物與飼主們在都市不同角落活動，也是城市政策所應考慮的範圍。

香港寵物 不見天日？

本港動物的活動空間屢遭壓縮，一方面是不同公共空間的規管導致，另一方面也是本港公園的規劃使然。目前寵物禁足的地點多樣，不少地方也只讓導盲犬進入。至於一般寵物主人飼養的貓狗，則普遍不能踏足商場，也不能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立法會文件指出，目前公共小巴、的士、渡輪及非專營巴士的營辦商可以自行決定是否讓寵物上車。惟渡輪乘客須為其寵物付出額外費用，而的士司機亦有權決定是否接載寵物，其拒載決定亦不觸犯法例。至於港鐵及專營巴士公司，其附例及規例則列明禁止乘客攜同寵物乘車（導盲犬除外），政府也表明考慮到車廂擠迫以及其他乘客的接受程度，不打算改變現有安排。寵物主人要帶寵物乘車，始終遙遙無期。

一個公園 四千隻狗？

除了商場等私人地方，連理應對公眾開放的公園，也只有少數允許動物進入。面對大部分公園寵物禁足的告示，不時主人遛狗亦須等到夜深人靜，好避免動物散步遭人投訴。或許對部分討厭動物的人士而言，見到有狗主違規遛狗，甚或聽狗吠聲時，都恨不得「投訴一個得一個」。但在市民將狗主違規簡單理解成「目無法紀」之前，社會仍應先從本港整體的動物友善程度作宏觀理解。

根據政府統計署2019年資料，全港共有近24萬戶家庭有養貓狗，由住戶飼養的狗隻約有22萬隻，而可愛小貓咪亦有18萬隻左右。本港貓狗數目龐大，無奈目前康文署轄下的寵物公園卻少之又少，縱然貓主甚少「蹓貓」，保守估計全港22萬隻旺財仍只能分得51個公園。部分地區如沙田、灣仔、黃大仙區甚至只有一個動物公園可用。若然每位狗主都「堅守法治」，相信平均每個寵物公園會有逾4,000狗隻共用，場面可謂相當壯觀。

寵物友善都市 香港落後多年

香港的寵物主人如要帶同寵物外出見獸醫、去運動，往往需要預約相熟的士、貨VAN或其他交通工具。目前要帶同貓狗乘搭巴士小巴，可謂是天方夜譚，相對亦使寵物主人每次出行的成本甚高。對比鄰近的台灣，香港的「寵物出行」政策可謂相當落後。

過去台北對寵物乘車的政策一向較為寛鬆，如乘客遵守規則，並確保動物不會滋擾其他乘客，主人一般可以攜帶小型動物乘車。台北捷運不會向小型動物額外收費，只要求寵物須放入寵物箱或寵物車等，確保不會弄污車箱。台灣的公共巴士也歡迎寵物，惟寵物箱的大小限制會更嚴格，主人亦須為寵物付出一半車資。直至2017年，台灣動物保護處試辦「友善狗狗公車計劃」，更主動在假日為動物及主人提供往返動物公園的巴士路線。計劃跨越狗主與普羅大眾，得到台灣社會逾八成支持。香港政府甚至能參考相關經驗，首先在本港試行於非繁忙時間讓公共交通工具接載寵物，平衡各方所需。

台北市的寵物主人不止可以帶寵物乘車，台北的公園、遊樂場對寵物的開放準則亦與香港近乎相反。規則要求主人須以繩帶牽引寵物，或以其他寵物箱等工具約束寵物，原則上可以進入任何公園或遊樂場，而由動保處劃定的狗活動區內，則容許狗隻鬆開繩帶自由活動。比起香港一方面禁止狗隻進入公園，但又一方面迫主人偷偷蹓狗，可謂來得更加「貼地」，真正切合到居民所需。

動物福祉不能再拖　

香港政府以及康文署，均須面對寵物活動空間不足的現實。根據康文署資料，目前署方管理的公園及花園超過1500個，但作為「寵物公園／狗公園」的僅得51個，只佔整體3.4%。香港公園普遍禁止狗隻進入，但同時又無法提供足夠「合法空間」讓寵物活動，難免令本港的狗主及市民困惑。

去年四月，食衛局、漁護署共同就《提升香港動物福利建議》展開諮詢，但經歷去年反修例事件及今年的疫情影響，又伴隨今年的立法會會期結束在即，《動物福利法》的條訂進程仍只聞樓梯響。縱然政府建議的方案本身有其積極面向，也是本港首次將寵物主人的「積極責任」嘗試寫入法例。可惜寵物生活的整體福祉仍然未有完整保障，局方在修例之上，更應照顧到寵物的出行困難，假日無處可去之苦，完善照顧寵物在香港的生活需要。

「明日大嶼」及其相關計劃的反對聲音一直都絡繹不絕，當中一項涉及5.5億元的交椅洲「中部水域人工島相關研究」，原本被立法會財委會安排在議程較後位置，今天卻有團體爆出當局將此議案列在本周五（七月十七日），亦即是本屆立法年度最後一次的會議之上，反映政府或有意利用今屆立法會中保皇黨居多的優勢，強行通過撥款。

過去面對環保界人士、專業團體、市民及其他不同持分者，對填海及造費上的質疑，政府根本未有一套方式能平衡各持分者利益，加上疫情打擊下，政府已經動用庫房儲備推行救市措施，預期未來連續5年，香港的財政赤字會處於經濟低潮期，此等大白象工程必須暫緩。

現在我們聯署反對立法會財委會調動議程，漠視民意反對，安排涉及5.5億元的交椅洲「中部水域人工島相關研究」在本屆立法年度最後一次的會議上討論，一旦強行通過撥款或會令財政問題雪上加霜。

離島區議會
王進洋
李嘉豪

荃灣區議會
劉卓裕
劉肇軒
陳劍琴
潘朗聰
譚凱邦
劉志雄
林錫添
賴文輝
潘朗聰
趙恩來
易承聰
謝旻澤

中西區區議會
梁晃維
黃永志

灣仔區議會
張嘉莉
李永財
邱汶珊
楊雪盈
顧國慧
羅偉珊

東區區議會
謝妙儀
陳寶琼
李鳳琼
黎梓欣
魏志豪
郭志聰
蔡志強
曾因瑩
仇栩欣
吳卓燁
陳榮泰
黎志強
張振傑
陳寶琼
張振傑
韋少力
黃宜

南區區議會
陳衍冲
林德和
嚴駿豪
黃銳熺

油尖旺區議會
李傲然
朱子洛
何富榮

深水埗區議會
黃傑朗
鄒穎恒

九龍城區議會
黃國桐
楊振宇
麥瑞淇
馬希鵬
蕭亮聲

黃大仙區議會
陳啟淳
尤漢邦
梁銘康
莊鼎威

觀塘區議會
張敏峯
馮家龍
李嘉達
李詠珊
龔振祺
陳易舜
陳嘉言

葵青區議會
蔡雅文
尹兆堅
梁錦威
韓俊賢

屯門區議會
何國豪
黄麗嫦
巫堃泰
曾振興
馬旗
盧俊宇
林健翔
張錦雄
梁灝文
陳樹英
林明恩
盧俊宇

元朗區議會
何惠彬
伍健偉

北區區議會
陳惠達

大埔區議會
何偉霖
毛家俊
林名溢
姚躍生
陳振哲

沙田區議會
鍾禮謙
葉榮
張慶樺
李世鴻
陳運通
鄭仲恒
麥潤培
石威廉
葉榮
周曉嵐

西貢區議會
陳嘉琳
黎銘澤
李嘉睿
梁衍忻
余浚寧
呂文光
秦海城

( 名單不分先後次序，及會隨時更新 )

圖為海軍商場外貌

「原本做到97年，估唔到做到宜家。」一個專門接待美軍的商場，百年的裁縫家族，與香港一樣，走到尾聲。裁縫店老闆Tony 見證着中美關係的興衰，與他為美軍做西裝的事業一樣，一去不回頭。他的裁縫店位於海軍商場，商場建於1960年，他的店所在的西翼建築於1993擴建，預計下年會重建。

Tony 的Fu Shing and son 福興裁縫店，一家人三代，早於清朝末期，已經從事專門為美軍做西裝，客人主要為美軍，店舖連中文招牌也沒有掛上。

裁縫店所在的是第二代的海軍商場，位於分域碼頭旁邊，這個碼頭就是專門給美軍停泊軍艦的地方，如同灣仔駱克道的酒吧，有很多專門給美軍的商店，軍人的理髮店，做西裝的裁縫店。走入商場內，亦有懷舊的汽車和木船的裝飾品，不同海員的勳章掛在大堂的天花上，有如時光隧道。相傳香港最有錢的印度人夏利里拉在60年代的海軍商場做生意，為英軍收集服飾裝備，結果賺到第一桶金成為巨富。以前服務美軍的生意很好做，商場也很好景。

香港的福興裁縫店在1951年成立，搬遷過三次，本來在中環後來搬至灣仔，最後才落戶海軍商場。老闆Tony因為父輩為美軍做西裝而賺到不少金錢，有機會在美國學會裁縫，也在美國完成大學，說起了美軍他如數家珍，第九艦隊的那一隻小艇，甲板上的什麼直升機，他也輕易說出了型號，詳細解釋每一架飛機的屬性。他的父親是1935 年成立的香港洋服總會的早期成員，他也順理成章加入工會，當年工會在他眼中是由於銀行，可以貸款標會。

看着他的裁縫店，是中美關係的寒暑表，對上一次美軍來不到香港，已經是兩年多前的事，時代久遠得連Tony 的女兒也忘記了。美軍不見了，老闆笑說，現在反而有人大過來做西裝。

時代不同，做西裝也被淘汰，昔日他強調做西裝時間快速，在美軍上岸的幾天內，就可以度身訂做完成，但今時今日，連世界最大的西裝店二百年歷史的美國Brooks Brothers 也要結業，整個行業也是明日黃花。

除了西裝，店內有販賣美軍最愛的雪茄和烈酒。現在老闆順理成章，轉行賣凍肉食品，裁縫店只餘下三份一的面積，其餘面積大部份是賣食品。他介紹意大利：丹麥：法國的芝士，說是酒店執笠貨，非常便宜。

人可以轉行，但回憶不可以。他的店有如小型博物館，放滿記載着美軍昔日在香港的生活照，櫥櫃上放滿美軍簽名相片，戰艦的相片，美軍的軍人徽章，昔日商場的舊照，還有1960年代出品美軍最愛的古巴雪茄。其中一個角落，也放着他的爺爺幫蘇絲黃做衫的英文報道。

他憶述，昔日生意很好，是AE卡的特選客戶，可以有現金回贈，但這一切只是回憶。美軍何時會再來香港，他說不想，他知道商場快將清拆，捱得一天得一天，或許商場的清拆比美軍在來訪香港來得更早。

香港變成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市，我們珍惜的國際化，曾經在我們身邊，可惜一切與鏡花水月，不復再見。

寫於2020年7月19日

（獨媒特約報導）一直關注屯門青山龍窯一帶發展的香港龍窯關注組早前發起網上眾籌，希望年尾出版《器說龍窯》一書，記載與青山龍窯有關的人和事。眾籌開始三天已達到7萬5千元的目標，目前為止更籌得逾11萬元。關注組主席劉琬珊（Liz）期望書本能勾起香港人的集體回憶，「越多人知道龍窯嘅歷史同價值，越希望可以有把聲音話俾政府聽，其實想條窯可以再次開放俾大眾嘅渴望好大。」

活化方案落空 嘆政府不重視文化保育

時間回到2017年，政府提出改劃屯門顯發里「綠化地帶」及「政府、機構及社區」用地興建37層的公屋，提供1,020個單位，改劃地段與被古諮會評為三級歷史建築的屯門青山龍窯僅僅30米。

深怕有逾80年歷史的龍窯毀於一旦，香港龍窯關注遂建議「保龍窯 留學校」的活化方案，希望將潛藏在社區超過半世紀的龍窯與毗鄰空置的培愛校舍一同活化為陶藝社區中心，甚至令龍窯復燒。

惟兩年後，廢棄校舍已夷為平地，重型車開始進駐工地，「保龍窯 留學校」的理想只剩下一半。古諮會去年12月召開會議，通過房委會的文物影響評估報告，房屋署更在會上強調龍窯所受到的震盪水平影響是可以接受。關注組一直質疑說法，批評政府未有在保育角度思考，扼殺活化龍窯的可能。

Liz 至今仍覺得非常失望和可惜，重申工程會對龍窯結構造成嚴重威脅，「每朝每晚都要面對沉降嘅恐懼」。她更斥，政府根本不需要大量金錢和資源建設新設施，質疑「明明香港差唔多有哂所有硬件，好似碟餸有七成煮好咗，點解唔煮埋嗰三成，宜家反而要由零開始呢？」

（右）香港龍窯關注組主席 劉琬珊Liz

出書介紹日用陶器 傳承香港歷史

有燈就有人，保育龍窯只是表，傳承龍窯蘊藏的歷史才是裡。Liz 認為每一件在龍窯發掘到的陶器都代表當時期的香港生活狀況，所以希望藉新書《器說龍窯》分享，延續每一個歷史故事。她強調文化保育在香港文化歷史上尤其重要，因為香港的歷史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喺香港發生過嘅事，真係呢個世界冇其他地方會有」，並認為「知道歷史唔代表沉迷喺過去，而係俾方法我哋去想像我哋嘅未來。」

相片由香港龍窯關注組提供

《器說龍窯》一書以九件於1940至70年代在龍窯燒製的陶器為出發點，講述圍繞它們的人丶事和香港回憶。Liz 指出每件陶器均與「吃喝玩樂」、「生老病死」的生活層面息息相關，見證了香港50至80年代工業興盛的黃金時代。她強調，這些器物「唔係一啲好毫無飄渺嘅藝術品，而係日常生活都用得到、摸得到嘅嘢」，例如砂煲代表著媽媽「煲飯聞到飯香」的家庭回憶；金塔可以代表中國人重視祖先的執骨傳統；唐樓外的排水渠則反映陶瓷以往在香港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相片由香港龍窯關注組提供

屯門青山龍窯於約1940年築建，Liz 提及當年接手龍窯的廣州石灣陶藝師傅梁森，大讚他擁有精湛製陶技術。她指出梁師傅除了製作家用炊具外，亦會在窯內留位予其他師傅燒製其他觀賞用的陶器，證明龍窯能兼容實用和精美的製品。她認為，這些陶器「呈現當時一班由內地過來嘅師傅點樣憑著自己一雙手喺香港尋找生計」，為了「唔想令呢啲故事失傳」，遂開始計劃分享這段歷史給大眾。

她坦言，關注組通常專注比較詳細及深奧的研究工作，但今次的目標受眾為所有對香港各年代生活面貌感興趣的人，所以會「將研究最有趣的15%抽出嚟擺入書裏面，唔需要係一個做陶瓷，或者知道好多製作知識嘅人先至明」。此外，全書以中英雙語編寫，方便香港及海外讀者閲讀。書籍更會公開從未曝光的照片，並加配插畫家的繪圖，生動地重現昔日歷史。

「一個人嘅記憶都係故事嘅一部分」

關注組過往只舉辦過一至兩次導賞團，Liz 亦不諱言，關注組是由一班「陶瓷發燒友」組成，只是「對陶瓷同香港歷史好有興趣嘅巿民」，大多參與過少量保育工作，因此編寫書本對他們而言可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Liz 表示，雖然編撰過程困難重重，但亦不乏有趣之處。她指，龍窯最後一次進行燒製已是在80年代，加上大部份師傅已經離世，要還原歷史有時候要從書本丶專家和師傳親屬口中打探，更會得出數個版本，「人嘅記憶係好容易改變，上星期同下星期問同一樣嘢答案都可以好唔同」。

她續稱，「當然我哋好想重塑到一個好準確嘅歷史，但有陣時我哋發覺一個人（對物件）嘅記憶都係故事嘅一部分」。她舉例說，之前訪問梁森師傅的兒子梁柏泉，他指記憶中龍窯都是師傅們「快快脆脆」建成，而非如學者所說循序漸進完成。Liz 認為，書本並非要斬釘截鐵地提出歷史的「正確版本」，而是記載所有資料和記憶，並笑言：「好似話香港人要快快脆脆做嘢咁，我無辦法唔分享一個咁有人情味同可愛嘅故事」。

相片由香港龍窯關注組提供

由寫信到出書全靠市民支持：係一步一步行出嚟

眾籌開始僅三日便達標，Liz 表示原本非常擔心眾籌失敗，怎料眾籌發起三日後已經達標。Liz又指，令她十分鼓舞的還有日積月累的「民意」，由開設網上專頁丶與屯門區議員擺設街站丶舉辦導賞團等的過程中接觸到不少市民，當中不少人都向她反映，認為關注組工作很有價值，「每人都有唔同方法支持，有啲參加導賞團，有啲簽聯署，俾咗好多力量我哋去推動呢件事」。她認為，關注組正因為有市民支持，才能夠由當初寫信給政府，到現在可以出版書籍，「係一步一步行出嚟」。

Liz 強調，雖然工程勢在必行，但關注組的理念不變，會繼續推廣保育龍窯的文化價值，並尋找其他地方推動方案。 現時龍窯管理權在於政府，她重申關注組要求「唔係淨係唔拆，而係做多少少嘢令佢已有嘅價值可以發揚光大」，「一啲舊嘅嘢擺喺到，再無辦法接觸佢嘅人物同故事，嗰樣嘢就死咗。」

唯有連結歷史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才算是真正的活化。

《器說龍窯》可透過眾籌連結訂購，截止日期為7月31日。

原刊《澳門訊報》濠情話舊 瞻前顧後

圖片說明:

1,愛都酒店，建燁拍攝。
2, 在二零一六年八月於愛都酒店外牆 (壁畫位置) 出現寫上「文物殺手譚俊榮」七個白色字的大型黑色直幡，照片由論盡媒體授權使用。
3,良佃製作在二零二零年四月底將愛都酒店重新製作的模型，照片由良佃製作授權使用，重現愛都酒店昔日營業盛況。

愛都酒店是澳門首個現代風格的賭場度假村，雖然早已荒廢多年，始終有多段值得記錄的時刻。到底澳門愛都酒店前身是什麼?澳門愛都酒店開業過程前後是怎樣？在澳門愛都酒店曾經發生有什麼社會活動? 澳門愛都酒店為何沒落？澳門愛都酒店存留問題有何爭議?本專題同大家一一解答的同時，還回顧澳門愛都酒店昔日營業輝煌與沒落。

一 澳門愛都酒店的前身

人們俗稱的新花園，原名為華士古達嘉馬花園，葡文名為（Jardim de Vasco da Gama)。始建於一八九八年，由葡國工程師鴉寮弩尼士（Angusto D’Abreu Nunes）設計，目的為紀念葡國著名航海家華士古達嘉馬，但他從來沒有到過澳門。花園初時地域廣闊，由現在的花園園址範圍一直至得勝花園，連成一大片。當中還有一條「華士古打監麻新路」橫貫。(澳門華僑報1997.2.26澳門滄桑錄 新花園的變遷 敬牧 )

到了一九三八年，部分園地因為由於市區發展而闢作官方用地，陸續建立葡文官立小學、何東中葡小學及新花園游泳池（後來其前部改建為新花園娛樂場及愛都酒店）等建築物，這樣就把這新花園分為兩截，而形成華士古達嘉馬花園（新花園）及得勝花園兩個較小花園。(澳門華僑報1997.2.26澳門滄桑錄 新花園的變遷 敬牧)

二 澳門愛都酒店開業前後

澳督柯維納到澳門執政之後，明顯有極力復興的跡象。尤其建設方面莫大推動與進展。其中計劃在新花園建築一新型游泳池。由政府免費撥地興建。澳門葡文消息報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三日刋載葡方一新電訊，對時任澳門總督柯維納積極實施復興澳門計劃非常贊揚。(澳門華僑報1949.4.14)

在葡萄牙羅瑟文海外部長到達澳門第二日，即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九日上午九時半，澳門巿政廳請部長主持新花園游泳池揭幕禮。澳督陪同部長夫婦驅車到臨，在樂隊演奏中，由羅部長夫人剪綵，繼而巿政廳長曁澳督先後致辭，最後部長答辭，盛讚該池興建，可促進當地繁榮，旋登看台就座，數拾名健兒演賽泳技，參觀之機關首長僑領及民衆逾五千人，禮畢，部長一行乘敞蓬碧油車環遊全巿。(澳門華僑報1952.6.20)

澳門巿政廳委員會在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召開委員會議，卽席决定開投新花園游泳池事宜。出席有主席高甸玉，副主席白德雅，委員左齡玉，施樂德，高美十等多人，當席先解决游泳池承投問題，計有葡籍商人施利華及華商代表何啓綬，崔德祺弍人，前往落票，競投該泳池，並詳列承投辦法，徵求巿政廳委員會同意，卽由該會書記羅沙寮將兩方意見書宣讀，巿政廳委員會臨時通過結果，由華商新世界公司承辦該泳池，將由委員會報告總督，俟獲正式批准後，便由訪商人承投。計劃分別設有：（一）游泳部，（二）娛樂部，（三）夜總會及（四）附項等。其中夜總會內設有中西餐室，跳舞廳等，另定名為「新花園夜總會」。(澳門華僑報1952.7.24)

澳葡政府在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三日，就決定在澳門地區設立幸運博彩，其有關法律規定政府有權透過承投作批給。經公開競投後由何鴻燊贏得。一九六二年一月一日澳門旅遊娛樂公司已組成同時開始營運。市政廳批准該公司承租新花園夜總會以後，中西娛樂，决定元旦日可以開始，該公司將發出請柬邀請各界參觀。(澳門華僑報1961.12.30,31) 澳門旅遊娛樂公司總辦事處設在愛都酒店內。（施白蒂著、金國平譯澳門編年史 - 二十世紀(1950-1988第55頁) 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主辦 『兒童樂園』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二日開幕。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為使本澳兒童有個娛樂的好去處，特撥出十多萬元，主辦一個兒童樂園，這個樂園就設在新花園中西娛樂塲之右側，卽往昔泳池的溜冰塲所在。(澳門華僑報1962.10.11)

澳門巿政廳在一九六二年十月的巿政委員會席上，批准將新花園內之游泳池，租予澳門旅遊娛樂公司，租賃期為八年，由是年九月一日起，至一九七零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屆時期滿有優先權續約。設立於新花園市政泳池旁邊的愛都酒店（Hotel Estoril）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五日開業，泳池同時也經過重整。（施白蒂著、金國平譯澳門編年史 - 二十世紀(1950-1988第64頁) 港澳輪碼頭娛樂公司水翼船香港售票處，在一九六四年三月建成，同時設澳門愛都酒店訂房處。(香港華僑日報, 1964-03-02)

三 與澳門愛都酒店有關社會活動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六日為大西洋海外滙理銀行創業一百週年紀念，該行在是日下午六時於大堂舉行百週年紀念彌撒，五月十七日下午一時就在愛都酒店舉行慶祝，以午餐招待嘉賓。(澳門華僑報1964.5.17)

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一和十二日於澳門新花園泳池上演泰國拳擊比賽，愛都酒店內的新花園娛樂塲是其中一個購票處。(澳門華僑報1965.12.11)

帝汶島前途問題高峯會議，定于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時半開始在愛都酒店四樓舉行，為期兩天，加上其他秩序，各代表團前後留澳三天，廿九日上午離澳。參加這項會議之成員共有五個代表團，有葡國政府代表團、帝汶政府代表團以及帝汶三大政黨：帝汶人民民主聯會，帝汶全國解放陣線，帝汶民主聯盟代表團等。(澳門華僑報1975.6.26)

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主辦的猛獸馬戲團表演，一九八二年五月七日起假南灣工人球塲隆重演出。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下午四時三十分，馬戲團成員一行四十多人，在班主謝利高德率領下，乘搭噴射船抵澳，下榻新麗華酒店。馴獸師李察齊伯菲也于較後時間，與廿五頭猛獸乘貨輪抵澳。愛都酒店是其中一個購票處。(澳門華僑報1982.4.30)
四 與澳門愛都酒店有關入物

香港龍利影業公司在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二日開始開拍攝「女生外向」一片，其中一個外景取材於澳門，由該片導演王鏗偕同男女主角江漢、歐嘉慧、容小意、李淸、杜平、呂奇及外景拍攝隊等一行來到澳門，下榻於愛都酒店。(澳門華僑報1964.7.23)

由澳門旅遊娛樂公司舉辦，新聞旅遊處贊助之首屆「澳門小姐」選美大會已於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截止報名，參加者總有共二十人，但全部都是葡籍小姐，其中十八名是澳門土生，一名香港出生及一名在安哥拉出生。其中參加此次「澳門小姐」選美大會的三名女士是愛都酒店職員。加那華露，二十五歲，愛都酒店職員。伊利沙伯·拜華，十八歲，愛都酒店職員。伊利沙伯·亞馬喇，二十二歲，愛都酒店職員。(澳門華僑報1972.2.23)經過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晚在日麗餐廳進行「澳門小姐」初賽，兩名愛都酒店職員成功入圍十二名名單當中，分別是四號伊利沙伯·亞馬喇，二十二歲，愛都酒店職員。十號伊利沙伯·拜華，十八歲，愛都酒店職員。(澳門華僑報1972.2.25) 經過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六日晚在新花園夜總會進行「澳門小姐」覆選，四號愛都酒店職員伊利沙伯·亞馬喇榮獲首屆「澳門小姐」第三名。(香港工商日報, 1972-02-28)

愛麗都歌廳於一九七二年七月一日開幕，該歌廳設在愛都酒店內。聘請影星李琳琳、陶敏明剪綵，而在歌廳演唱的八名女歌手亦蒞塲助興。(澳門華僑報1972.6.29)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日，在澳門發生轟動國際的民眾離奇失蹤案，當時在愛都酒店內的桑拿浴室工作的泰籍女子二十三歲的安露莎，與在大豐金行任職的兩名女職員(二十一歲的孔令譻、二十三歲的蘇妙珍)，應一名神秘自稱美籍日本男子邀約共進晚餐後離奇失蹤。(澳門市民日報1978.7.5)

於一九八一年正式由美國返回到澳門的周錦輝首次與「賭王」何鴻燊合作。當時他負責打理澳門中西式博彩娛樂場愛都酒店。(香港蘋果日報2012.7.8)

五 澳門愛都酒店沒落

澳門政府與澳門旅遊娛樂公司於一九七五年四月三十日簽訂一項有關將新花園（愛都酒店）賭塲遷往囘力球舘及對幸運博彩專營權合約一般性修改的協議書有關儀式在澳督政府舉行，出席人士有澳督李安道上校（政府代表）及何鴻燊——澳門旅遊娛樂公司總經理（公司代表）。(澳門華僑報1975.5.1)新花園娛樂塲於一九七五年六月十日停止，愛都酒店則照常營業。位於囘力球塲館餐廳之回力娛樂塲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一日下午六時開彩，不舉行任何儀式。(澳門華僑報1975.6.10)

由於生意不景，澳門旅遊娛樂公司決定愛都酒店營業至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七日。(香港工商日報, 1976-06-27)酒店職工在一九七六年七月二日照常返工，但資方關起大門。工友們唯有在門外靜坐。直到十一時許，資方才答應與工友和工會代表談判，不過始終未有結果。(澳門華僑報1976.7.3) 幾天後已先後有飲食業、粮副業、理髮及印刷紙業等工會派出代表，携帶慰問品前往慰問遭受失業之苦的愛都酒店工人。(澳門華僑報1976.7.6) 在勞資雙方多次談判之後獲得解决，九十餘名工友全部遣散，資方代表同意向將來頂手經營愛都酒店的新資方，介紹部份工友就業。(澳門華僑報1976.7.21)愛都酒店則轉為香港雅都麗企業有限公司在一九七六年八月廿七日繼續經營，至九十年代結業。(香港華僑日報, 1976-08-27澳門濠江日報2015.5.15)新花園愛都酒店四樓愛都大酒樓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八日先行開業，日間將與愛都酒店擇吉正式開幕。(澳門華僑報1976.10.10)

當時共有十一間酒店作會員的澳門酒店同業協會，現在名稱為澳門酒店協會。在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一日舉行第一次會員大會，該會成立目的，是希望將澳門各酒店同業加緊聯絡，並與澳門旅遊司及旅業商會合作，提高澳門旅遊業在世界上的地位。當時愛都酒店為會員之一。(澳門華僑報1985.10.12)

澳門巿政執委會在一九八九年尾通過批准澳門娛樂有限公司的申請，把新花園巿政泳池旁邊的兒童遊樂塲改建為愛都酒店的停車塲，同時還批准這家酒店興建兩部玻璃透明封頂電梯。(澳門華僑報1989.12.30)

位於士多紐拜斯大馬路愛都酒店頂樓的DIANA—KARAOKE—DISCOTHEQUE卡拉OK酒廊，於一九九零年五月一日下午六時隆重開幕，邀請澳門立法議員、澳門銀行公會主席何厚鏵先生、歌影視紅星羅文先生、鄧光榮先生、董驃先生、姜大衞先生、李琳琳女士主持剪綵，並由盧大衞先生担任司儀。開幕典禮於下午六時首先舉行酒會，六時半由嘉賓主持剪綵。晚上九時正式營業，屆時各剪綵嘉賓暨香港歌星麥潔文、陳潔靈、甄楚倩演出名曲助興，首晚收益將撥捐澳門同善堂作慈善用途。(澳門華僑報1990.5.1)

六 澳門愛都酒店存留問題

愛都酒店直至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因經營問題而結業。在一九九三年二月據一份葡文周報報導，業權屬於澳門市政廳，最近三十年來一直由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租賃的愛都酒店所在建築物可能拆卸，因為一家與娛樂公司有關的企業經已向澳門市政廳提出一份重建建議。(澳門華僑報1993.2.17)

為應付旅客對酒店房間的需求，置地廣場行政總裁周錦輝在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二日透露，計劃將愛都酒店重建為一間五星級歐陸式酒店，預計落成後可提供約四百間房間，初步投資額為六至七億元，並會在兩個月後向政府正式入則作申請。(澳門正報2003.8.23) 但是愛都酒店和新花園的業主民政總署在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三日表示，並未有任何重建計劃，亦未有接觸過任何財團。民署諮委梁慶球稱倘新花園有重建計劃應先諮詢民意。民署管理委員會主席劉仕堯表示，過往市政廳一直將愛都酒店出租，至民署接手仍然出租，直至半年前租者才表明不再租用。(澳門華僑報2003.8.24)

前運輸工務司司長歐文龍作出一八七／二零零五號批示，民署放棄「愛都酒店」所在之土地，並連同土地上的建築物一併交還給特區政府，以用作當時進行之「望德堂區重整計劃」及其與「水坑尾整體發展計劃」銜接研究工作的發展利用。(澳門正報2011.7.16)

前任行政長官何厚鏵作出第二零二／二零零六號批示，其附件一規定「愛都酒店」及所在之土地被評定屬「澳門歷史城區」的紀念物、具建築藝術價值之建築物、建築群及地點的圖示範圍及有關的保護區。(澳門正報2011.7.16)

「愛都酒店」的士多鳥拜斯大馬路建築物立面和石圍牆被澳門文化局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所訂定之條例保留，並允許按現有的建築體量重建。(澳門正報2011.7.16)

社會文化司司長崔世安在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五日透露，葡文學校的辦學團體已向特區政府提交建議書，希望政府將愛都酒店舊址批給該校作為新校址；現時政府正就有關計劃進行綜合分析，初步持正面態度。同時，澳博行政總裁何鴻燊正式向特區政府表示，會在財力上支持葡文學校的遷校計劃。但是葡文學校遷校計劃至今還沒有落實。(澳門華僑報2008.9.26)

社會文化司司長譚俊榮二零一五年四月十三日在立法會全體會議，引介 二零一五年度政府社會文化範疇施政方針時透露，行政長官已委託他，負責新花園及原愛都酒店的重建規劃，發展該區成為青少年文康活動中心。(澳門力報2015.4.14)

澳門特區政府在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二日至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日，「舊愛都酒店及新花園泳池再利用構想」公開徵集活動。二零一六年一月，澳門特區政府發表總結報告。(澳門政府網站)

澳門立法會議員、何鴻燊四姨太梁安琪在二零一五年八月五日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個人對愛都當然有一個感情，畢竟這是何生（何鴻燊）第一年、我們澳娛（經營）開始的這個地方。如果你問何生對愛都有沒感情呢？我覺得他肯定會說：有！」梁安琪表示，雖然愛都酒店已並非由澳娛擁有，然而愛都與舊葡京、外港碼頭等建築一樣，代表本澳博彩業及經濟的發展史。她同時指出在外國許多地方都會保留（建築物）立面。至於愛都保護問題，「這要看政府對這個文物的保留程度，我個人認為有部分應該保留，起碼有一個集體回憶。」(澳門華僑報2015.8.6)

我城社區規劃合作社在二零一五年九月，將其通過發起民間聯署行動，收集到的一百二十二名市民簽名，連同要求就舊愛都酒店及新花園泳池提起文物評定程序的申述文件，向文化局提交。當時澳門尚未有啟動過任何文物評定程序的先例，直至在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並不包括愛都及新花園泳池的首批另外共十個能反映本土文化特徵、資料齊備、論證充份、評定條件成熟、保存狀況屬瀕危或緊急的不動產項目方由文化局啟動評定程序。至二零一六年三月，澳門文化局宣佈建議不啟動舊愛都酒店及新花園泳池的文物評定程序的決定。 (澳門公共行政雜誌 第122期)

「武林群英會」開幕禮於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一日七時於塔石廣場舉行。大約在六時二十分左右，愛都酒店外牆 (壁畫位置) 出現寫上「文物殺手譚俊榮」七個白色字的大型黑色直幡，它在六時三十分左右被收走。治安警員在現場押走兩名新澳門學社的成員 (理事長鄭明軒和理事林納麟) ，並帶走看似直幡的物品，相關行動在「武林群英會」開幕禮前完成。記者向現場的警員詢問帶走兩人的理由，卻得不到回應。(澳門力報2015.4.14) 案件在二零一八年十月五日午於初級法院宣判，控拆書指被告鄭明軒及林納麟被控分別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刑法典》二百零六條所規定的「損毀罪」及一項《刑法典》一百八十五條所規定的「侵入限制公眾進入之地方罪」。(澳門市民日報2018.10.5)

良佃製作在二零二零年二月試作愛都酒店模型，是他們新一年第一個試作模型。到了二零二零年四月底將愛都酒店重新製作，細節以及配色都以昔日營業時的舊相片作藍本，同時加上招牌。(良佃製作網站和FB page)這個模型重現開業繁華年代。

社會文化司司長歐陽瑜在二零二零五月四日表示，包括藍天工程、中圖、愛都等規劃，會通過城市總體規劃再行研究地點是否適合，要待總規出台後再公布。(澳門市民日報2020.5.5)

參考資料: 澳門政府網站、澳門《華僑報》歷史資料庫、澳門《市民日報》、《正報》、《力報》、施白蒂著、金國平譯《澳門編年史 - 二十世紀(一九五零-一九八八) 》、良佃製作網站和FB page、澳門公共行政雜誌

文：周思中（香港農業3.0項目研究員）

本地農業在許多人眼中，套句早年的網絡潮語，幾乎可算「我覺得我自己係零」。本地蔬菜自給率近年徘徊於2%左右，常耕的農地佔本港農地總面積只有約17%左右，農業人口高齡化等現象，就像是無需要討論、調查和思考的證據，說明農業不僅是零，是夕陽行業，簡直死路一條。

「香港農業3.0」這項目（註一）自今年1月1日啟動以來，作為項目研究員的筆者，初期主要工作就是落田搵農夫傾偈，了解目前仍然積極生產的農夫，正面對怎樣的產銷環境。這半年，筆者和同事暫時走訪了五十幾個以生產為主的農場，進行深度訪談。聽農夫講述農場的緣起、經歷、如何規劃種植、如何架起整個銷售的陣式、如何在有限的耕地上無縫操作一個接一個品種的生產、如何進行與氣候及蟲害的作戰、農家第二代機緣巧合地重新參與父母農場業務等，餘不一一，冒著矯情的指控也要說，離開農場時不只一次會被某種驚心動魄、筋疲力盡的情調籠罩。有些農場完整地經歷近三四十年蔬菜產業的風浪，有些農場在近年艱難的經營環境中開張和發展，一個又一個仍然在新界各地尋找空間善用農地、花盡時間、精力和生命來為我們供應新鮮蔬菜的農場，為甚麼會是「零」？豈可當為「零」？

研究就是這樣，若研究結果跟研究的前提、假說沒差別，或研究所得其實不外乎常識，大概就等如沒產生得到新的知識。換句話說，研究過程所獲得令人出乎意料的資料，是研究者的美夢，又或退幾步來說，這確定了研究、探索、分析和思考的空間，實質地存在了。

本地農業「興」「衰」的傾斜處理

關於本地農業現況的流行說法，就是上述誤解頗深的「零」，而到底經歷了怎樣的演變才成為今天的現況，現成的說法亦有許多有待釐清的問號。關於本地農業的敘事，一般以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為起點：為逃避中國共產黨在深圳河以北新成立的政權，大量難民遷移到香港。部份難民選擇在新界落地生根，租田種植各種時令蔬菜，供應當時正在急速工業化和都市化的香港島及九龍人口，也逐漸而深刻地改寫著新界長久以來以水稻為主的農業地貌。與此同時，殖民地政權將戰爭時期農產品及其他物資管理的政策，轉化為規管本地蔬菜產銷的《農產品（統營）條例》（cap. 277），輔以在新界各地最高峰期超過三十個蔬菜產銷合作社，一個供應本地市場的本地蔬菜產銷系統於焉形成。

這個大轉變成就了香港蔬菜產業的黃金時代，本地農業曾供應一個幾百萬人口的城市幾近一半的蔬菜需求。問題是，曾如此龐大的蔬菜產業，何時和因為甚麼緣故，成為今天許多人眼中的「零」？蔬菜產業的興起，相對來說還算是有較多先行者的著述和說明，而就其式微的原因和過程的描述和分析就顯得簡陋多了，幾乎只有「大陸菜」以至近年成行成市的「直銷菜」等簡易明快的答案。如果以1950年代至1980年代為蔬菜產業鏈的快速成長和興盛期，八十年代至今這段「式微期」其實不比前者短，但其獲得的注視和分析卻不成比例得叫人難以接受。換個講法，這個「零」似乎不證自明，以至無需要探思和探討，對不少人來說更甚至變成香港無需／不應發展自身農業的圖騰。

「零」所遮蓋的奮鬥和實踐

香港究竟是否需要自身的農業，要多少產量、佔地等才足夠，怎樣的政策配套為之適當等，這組向前看的問題，當然需要討論。惟若由產業興旺走向式微的過程和經歷不搞清楚，其實等同放棄從歷史的維度來描述和定位蔬菜產業鏈的現況。若只著眼於本地菜和內地菜價格及產量的機械性比較，就解釋了筆者田野考察的觀察／感受與關於本港農業的一般說法之間的落差：本地農民在近三十年的掙扎、奮鬥和技術，就只能在成王敗寇的價值觀中被忽視、被略過了。

產量和產值不斷下降是難以反駁的現實，然而本地農民專業地風雨不改、年終無休地為我城人口供應新鮮蔬菜，也是同一層次的現實。若要「貼地」地檢視本地農業現況和思考出路，這些不言倦的老農，以至近年入行新農，其產銷組合為何、經營模式為何、面對的經營環境為何、新一代引入了甚麼新元素、創造了甚麼新條件等、除了菜統處和天光墟等相對傳統的銷售途徑，社交媒體、各式共購、網購及實體小店等銷售渠道，如何配合及塑造農場的產銷計劃等，就不應因為本地菜供應佔的百分比偏低而忽略。以至，在各種不利條件下，仍然積極生產和經營的業者，仍然屹立到今日的業者，難道不就是研究和思考本地農業前景的起點嗎？

小結：記錄行業演變 試育本地改良品種

以產業的萎縮為著眼點，其實是另一種掩耳盗鈴，「香港農業3.0」的構思，在這意義下，希望立足於與對於本地農業流行說法有所不同的出發點：我們不認為本地農業是簡單的「零」，一個曾經供應幾百萬人口幾近一半蔬菜的產業，有其值得記錄的經驗和技術，而在目前艱難條件下仍然運作的產銷單位，其處境和經驗就是改善和進步的基礎。市場和普及的觀念雖然流行有機和常規的分類，整合雙方的經驗及創造更多搭橋的空間（而非擴闊其區別），對提升整個蔬菜產業，雙方的投入和貢獻同等重要。

歌仔有唱：「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挫折使你強大）」，承認本地農業的產量和產值大幅下降，不等如本地農業及其近幾十年的經驗不值得仔細了解和分析；本地農業似乎難以與進口蔬菜匹敵，不等如就索性放棄判別和思考其現況和演變歷程。

蔬菜產業包含生產、銷售和其他與更廣義的環境、生態、歷史、文化、社群營造等的多維度功能，環環相扣。同理，本項目除了產業鏈研究小組，還有農業社區學院和手機應用程式兩個小組，研究小組所得的資料和分析，將與另外兩小組的工作緊密結合，為本地蔬菜產業鏈的提升，盡一點在地而務實的綿力。

註一：
「香港農業3.0——蔬菜產業鏈的可持續發展計劃」由香港有機生活發展基金及土地教育基金合辦，漁護署農業持續發展基金資助，為期兩年八個月。計劃透過行動研究，設立農業社區學院及開發手機應用程式，加強產業鏈之間，包括生產、加工、包裝、物流、推廣及銷售等環節的連繫與合作，提升本地農業水平，及本地農產品在市場上的競爭力。

坐落於黃大仙的小梅村，現時除了三幢建築物外，已杳無人迹，承近日有網民把我數年前的研究挖出來分享，竟然引起不少人注意，黃大仙區議會更在今年七月七日的大會上討論有關事宜。小梅村即前聖若瑟安老院的舊稱，也是孫眉農場所在地。

孫眉是孫文的兄長，一八七一年到夏威夷謀生，一八七七年回到翠亨村娶妻再回夏威夷發展。孫文在一八七九年到夏威夷投靠孫眉，後來因想受洗入基督教而被孫眉送回翠亨村；同年因和陸皓東毀壞村中北極殿神像而被逼到香港。孫眉最初是親建制和保守的，但在耳濡目染下，最終改變了立場，投身那個時代的革命事業，更因多年的捐獻而成為他日後破產的原因之一。

孫眉在一九○七年秋天到香港，初時住在《中國日報》的報社，後來租住東頭村荔枝園二十四號粵劇紅伶朱次伯父親的家中。一九○八年興中會成員陳少白買下牛池灣的土地，孫眉希望可以購下部分土地建農場。

孫眉農場是港革命史遺迹

孫眉農場是現存為數不多有確實文字紀錄曾進行反清革命準備工作的地點。一九○九年底，同盟會準備策反廣州的新軍。孫眉在牛池灣的農場縫製青天白日旗供行動用。陳少白怕惹上警察連累他，不准孫眉製旗。農場也是革命黨開會的地點之一，據九龍城老居民朱石年回憶，他的三伯父朱基由所住的大磡村跑到小梅村開會。孫眉因在九龍家中招收革命黨員，在一九一○年九月被香港政府遞解出境。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後，他組織民軍響應，光復了雷州半島。

時光流逝，牛池灣的土地輾轉到了發展商之手。一九九八年初，發展商嘗試以為老人而設的住宅包裝，向城規會闖關，申請興建樓高五十五至五十九層，共一九八○個單位，未能成功，但城規會同意劃為綜合發展區。發展商自二○○三年向城規會先後提交最少四個申請，每個都獲有條件通過。最後一個在二○○六年獲批，再經兩次申請延長規劃許可的時間。規劃許可原應在二○一三年二月屆滿，但因其建築圖則在二○一一年五月已獲建築事務監督批准，因此視為發展已經展開。

牛池灣該地的歷史價值在於土地前身為孫眉農場，即使現存的別墅為陳少白所有，陳少白當時已經沒有直接參與反清活動，別墅的歷史價值反不如土地本身。在原為農場的土地上興建多幢高層住宅，會嚴重限制保育孫眉農場舊址的可能性。長春社曾去信發展局和古迹辦，要求把有關地段列為法定古迹。日後政府可用換地或發展權轉移的方式完整保育遺址。古迹辦在數年前沒有正面回覆土地和孫眉農場的關係，但在七月七日區議會會議上，古迹辦代表指沒有評估土地作為孫眉農場的歷史價值是因為無法確定農場所在的確實界綫。考慮到當年孫眉農場成立的背景，古迹辦這項要求是不合理的。至於土地上的建築物，古迹辦更是多年來沒有進入其內考察，只從外面看說沒有問題。

孫眉農場和李紀堂的青山農場是香港革命史上重要的遺迹，政府對這兩個地點的保育毫不熱衷。青山紅樓經歷險遭拆卸一劫，政府指業主申請了維修資助，但筆者最近去過，紅樓人去樓空，但復修仍未展開。要是這兩者最終得不到保留，則香港的革命史，將回到白紙一張。

長春社高級公共事務經理李少文
刊於2020年7月17日星島日報綠色論壇

新界西堆填區。圖片來源：香港政府。

日期：2020年6月21日

記者：Marcy Trent Long & Ariane Desrosiers

翻譯：全球化監察

香港政府於2013年制定過一個目標：到2022年底，香港每人每天丟棄的垃圾不超過0.8公斤。但是，計劃的實施並不是很順利。

現在的情況則更糟糕 —— 數據顯示，2018年，香港平均每人每天丟掉1.53公斤的垃圾到堆填區，比2013年增加了20%！

目前，香港剩餘的三個垃圾堆填區一天比一天接近飽和狀態。預測指出，它們將在今年年底填滿。

那麼，新型肺炎對垃圾處理行業已經黯淡的前景又會有什麼影響呢？

由於尚未收集到疫情期間都市固體廢物處置率的數據，因此很難確定過去幾個月送往垃圾堆填區的廢物量是增是減。

這場疫情減少了酒店業產生的垃圾量，許多人譽之為「綠色警鐘」。然而，即棄用品卻激增——例如個人防護用品（PPE）和外賣餐飲垃圾，而且可能發展成一個危險的新常態。

最糟糕的是，那些致力於減少堆填區垃圾量的團體——如回收行業、廚餘處理中心和減廢團體，由於新冠病毒的制約只能掙扎求存。

香港垃圾處理和承購方案。 圖片來源：可持續亞洲 (Sustainable Asia)。翻譯：全球化監察。

儘管各方都在努力改善垃圾回收和循環再用，香港仍然有約70%的廢棄物是送往堆填區。而且，這次疫情期間，很多新的廢物處置承購計劃都進展不佳。

醫療和家用個人防護設備（PPE）

自一月份以來，因為香港市民保護自己和家人免受病毒感染的需求，口罩、消毒搓手液和清潔用品等個人防護設備的消費量突增。

雖然現在尚未有新冠肺炎如何影響廢物處置的精確數據，但我們知道醫療用的個人防護用品對我們的垃圾堆填區的影響並不大，因為政府要求所有的醫療臨床廢棄物都要送到香港的化學廢物處理中心安全焚燒。

但是，家用個人防護設備的消費仍然提高了每個家庭的平均垃圾量。除此之外，個人防護設備使用後的不當處置也成為一個問題。環保組織如「亞洲海洋（OceansAsia）」就記錄到，自香港出現新冠肺炎後，沙灘上發現的口罩數量就大大增加了。

Gary Stokes。攝影：Naomi Brannan。

「無塑海洋（Plastic Free Seas）」的負責人Dana Winograd指出：「大部份的香港人每天都會用口罩，其中很多是用完即棄的。」

「如果再加上搓手液的塑料瓶、濕紙巾和它們的包裝物料，數量就更多了。就算我們只計算50%的人口在過去四個月中每週使用五個口罩，也有超過3.15億個口罩。」

針對如何在保持安全的同時減低浪費，Winograd提出了她的意見：「可重複使用的口罩是一個很好的解決方法；另外應盡可能用肥皂洗手，從而減少使用濕紙巾和搓手液。」

5月初，香港政府啟動「銅芯抗疫口罩（CuMask+）」計劃，向所有市民派發可重複使用的口罩，以解決丟棄口罩的問題。不過有批評人士指出，政府太晚採取行動，已經無法改變公眾認為即棄口罩更衛生的看法。我們也要等到2020年的廢物收集數據公佈後，才能確定該計劃對垃圾堆填區產生了甚麼影響。

外賣餐飲垃圾

疫情期間，城市生活垃圾最明顯的增幅就是來自餐飲業。根據本地環保團體「綠領行動（Greeners Action）」的一項調查，過去幾個月用在外賣的即棄塑膠品如餐具、餐盒和塑料袋，使用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2倍。

圖片來源：香港獨立媒體。

現在，每週有超過一億件餐具或塑膠袋進入我們的城市廢水渠，給我們本來就快爆滿的垃圾堆填區帶來巨大壓力。

香港的美食外賣平台「戶戶送（Deliveroo）」的總經理羅家聰先生表示，因為疫情早期實施在家辦公措施，今年一月至二月份的訂單總數比去年年底增加了50%到60%。

值得慶幸的是，一些環保團體的新倡議一直在積極、努力地減少這些外賣餐飲垃圾，特別是世界自然基金會（WWF）的「絕膠行動（Plastic ACTion，PACT）」。「絕膠行動」主要是動員外賣公司採用更環保的替代品來代替即棄塑膠，並將「不需餐具」設定為程式的默認選項。

香港兩大美食外賣平台戶戶送和Foodpanda於3月簽署了這項承諾。據估計，隨著「絕膠行動」的展開，這兩家公司在未來12個月內，將可以減少130噸塑膠廢料。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的海洋保育主管Dr. Laurence McCook最近在香港電台節目《Trash Talk》中表示，這項計劃的開展時機是個巧合。他說：「隨著香港進入局部封鎖狀態，人們網上訂購越來越頻密。如果我們能在這段時期內產生一些好的影響，那就很理想了。」

旅遊業廢棄物

迄今為止，垃圾量減少最多的可能就是旅遊業了。自從暫停海外旅遊和海外遊客入境後，遊客人數暴跌了99%，進出機場和酒店的人數也隨之大大減少。

圖片來源：香港政府。

香港酒店業產生的垃圾佔香港近1%的垃圾總量，所以酒店業的垃圾量減少可以是相當可觀的。以半島酒店為例，其在2018年內就輸送了超過3,000噸的垃圾到堆填區——而這只是香港299家酒店的其中一家。

香港國際機場經常因其垃圾管理和可持續發展措施而備受國際讚譽，但它在2018/19年度也產生了25,410噸垃圾。這數字在最近幾個月應該也急劇下降了。

「再皂福（Soap Cycling）」是一間非牟利機構，他們與香港酒店業合作，收集和回收那些輕微消耗、本會丟掉的肥皂和其他衛生用品。他們指出，隨著酒店客房入住率的下降，過去幾個月他們的收集量已跌到疫情前平均水平的30%左右。

回收業——補貼與掙扎求存

疫情期間，一些獨立經營的回收廠的回收材料供應減少，學校關閉和社區回收計劃暫停也增加了回收廠面臨的壓力。

新冠肺炎疫情以來總體垃圾量的發展趨勢。圖片來源：可持續亞洲（Sustainable Asia）。翻譯：全球化監察。

一些大的回收中心，例如WEEE-Park（主營廢電器和電子產品的處理及回收）和OPARK（有機資源回收中心），在疫情期間正常運作；但一些較小的回收廠則難以保持疫情前的產量。

「Mil Mill喵坊」是一家製漿廠，專門從事紙包飲品盒回收。最近他們的工廠每天僅能收集到1噸可處理紙盒，儘管他們的設備其實每天可以處理20噸垃圾。喵坊創辦人葉文琪（Harold Yip）接受香港自由媒體訪問時稱，政府應該出台長期方案。他表示：「我一直都說，我們需要規管條例，我們需要好的政策。」

節目：《香港的牛奶包裝紙盒回收商》
香港自由媒體委託「可持續亞洲」製作。
製作人和編輯：Bonnie Au及其團隊
攝像師兼助理編輯：Joshua Lee
助手：Ariane Desrosiers
節目連結

疫情期間，政府通過回收基金為回收業發放兩項主要補貼計劃。第一項是「一次性租金資助計劃」——政府資助50%的租金，最高資助額為港幣$25,000。第二項是「一次性回收業抗疫資助計劃」，為每家回收廠提供營運成本方面的財務支援，資助上限為每月港幣二萬元。

在過去幾個月，回收基金批核超過580宗申請，並已向回收商發放港幣逾九千萬元。然而，由於香港大部份的回收商都屬於中小型企業，即使在正常情況下也幾乎無法維持收支平衡，因此我們還需要一段時間才能確定這些措施是否足以幫助他們渡過難關、繼續運作。

支持獨立經營回收商的前路漫漫。香港的回收率在亞洲來說也肯定不會是最好的：截至2016年（現有的最新數字），紙張回收率約為50%，金屬回收率為91%，塑膠回收率則低得可憐，只有14%。不過社企公司HK Recycles的負責人之一李已立（Philippe Li）表示，疫情期間的回收工作非常艱難，但「只要我們團結起來，就可以共渡時艱。」

垃圾徵費計劃的延遲

新冠肺炎疫情對香港廢棄物管理最不幸的影響是：再次拖延了立法會久久未通過的《都市固體廢物收費》條例草案。

該條例草案已於2018年提交香港立法會審議，按「污染者自付」原則，對市民產生的廢棄物按量徵費。現時建議的收費是，丟棄一袋10公升的垃圾收費為港幣$1.1。

垃圾徵費計劃具有巨大的發展潛力。環保團體綠領行動在2018年進行了一項試驗計劃，結果顯示垃圾徵費計劃可以激勵居民在一周內減少多達30%的垃圾。然而，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和最近的政治事件，立法會未必會通過任何可能增加家庭成本的草案。

香港本土環保團體綠惜地球（Green Earth）的創辦人Edwin Lau指出：「要想讓立法會通過《都市固體廢物收費》條例草案，政府就必須令立法者和政黨相信，香港要實現減少廢物量並達到其既定目標，該條例將會是最大的推動力……可惜的是，香港市民目前專注於其他難題，可能不會花心思去表達對該草案的支持。」

垃圾徵費計劃的成效已在許多城市得到證實：台灣實施了類似計劃後（加上公眾教育和政府對回收業的支持），不但廢物處理量下降，2019年的垃圾回收率更上升到55%。縱觀香港的情況，如果缺乏長期的減廢誘因，政府要達到「一人一公斤」的廢物的目標，看起來是遙不可及的。然而，我們的垃圾堆填區已經快要無法承擔更多廢棄物了。

圖片來源：香港政府。

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影響——個人即棄垃圾大幅增加，回收商經營愈加困難，以及關鍵的垃圾徵費計劃延遲——都將加劇我們面臨的廢物處理難題。而缺少最新的廢物量統計數字，意味著我們目前仍然無法準確確定疫情對香港城市固體廢物量的影響。

更遺憾的是，疫情期間商家轉用更多用完即棄物品的行為和現象將很難逆轉，例如一些咖啡館現在拒絕顧客自備咖啡杯。

為了解決香港對廢物處理的巨大需求，政府現計劃為新界東南堆填區（俗稱「將軍澳堆填區」）進行擴展，將額外開發13公頃土地，預計將可延長該堆填區的使用壽命至2030年。但是，這一擴展計劃還是無法解決香港的根本問題——在一個高密度的城市裡，人均垃圾產生量過高！

"Shared with approval of HKFP"
英文原文

「到我上高中時，BoBo 已是老狗，有一天外出後便再沒有回家，父親跟我們四出尋覓也未能重見，相傳忠犬知道快要歸天時都會悄悄離開，不想主人傷心看見自己離去⋯⋯」

蘋果專欄作者坪原猴，寫昔日香港農村故事，憶述少年時代愛犬守護家園的點滴，帶出我城被都巿化吞噬的鄉郊景像。人和動物，在山水間孕育深厚感情。與大自然同呼吸、共命運，是石屎森林中人奢侈的夢，是監犯一般的香港人，僅有幾天假期，仍要搭飛機往日台散心的理由。

熟悉本地流行文化者，該知道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曾有一輪城市民歌熱潮，以清新雋永的旋律與歌詞，就地取材，唱出年輕人心聲。區瑞強的《陌上歸人》可謂代表作。「斜陽伴晚煙，我像歸鳥倦，晚霞伴我過稻田」，簡單幾句，是今天林夕和黃偉文不會寫的情景。摩天樓截斷日照，新界農地夷平為私廈，或被囤積及荒廢（財演經濟學者口中叫建立土地儲備），下班歸家，往往是深夜，怎見到晚霞，稻田就更加。詞神再妙筆生花，寫這些景致，也無法使人有共鳴。

坪原猴的專欄名，叫《越陌度阡》，本身就有一種用陌生化手法勾起人反思之意。阡陌者，田間縱橫交錯的小路，據稱香港地少人多，是注定要消失的嗎?鄉郊生活注定不可再的嗎？

不一定。中大地理學者伍美琴分析過很多遍，香港缺的非土地，而是策略規劃。主張明日大嶼或公私合營的芝加哥學派經濟學者，素以專家自居，從未認真回應過有關問題，更一直迴避規劃署前助理署長伍華強提出的解決香港土地供應短缺的終極方案。無論香港變成如何，人的居住和空間規劃問題始終要解決，大規模填海或遷徙人口計劃只會釀成災難。在絕境中尋出路，不能輕信越俎代庖、濫用光環的學者，更不應把有心人的遠見和可行性方䅁摒棄一旁，就算這些建議傷害大地主的利益。

坪原猴《家有忠犬》的故事，其實也側面寫出人和動物要融洽相處，有賴寬闊的活動空間，最好便融入大自然。不少香港人愛護動物，亦有養寵物，但要明白我們其實欠牠們太多。在狹小居所和附近缺乏配套、舒展空間的大環境下，不論主人有多愛惜牠們，動物大多數時間其實和住在囚籠差不多。所以，關注動物權益，如果可以的話，不應局限在虐待這類問題。爭取對動物友善的城市空間規劃，其實也關乎主人／貓奴和小動物的福祉。這當然是商界御用經濟學者不會提及，不會被他掛嘴邊的GDP量化得到的東西——由於不被計算，自然便不重要，很多重要的權利和價值也是這樣被抹煞。

（獨媒特約報導）紅磡及土瓜灣街市先後爆發至少17宗武漢肺炎確診，兩個街市更需關閉徹底清潔。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於8月4日到街市調查及取環境樣本時，九龍城區議員任國棟曾強調「街市有貓」，言論引起公眾批評忽視貓隻安危。任國棟事後在社交平台道歉，承認自己在愛護動物方面的意識不足。十八區動保專員麥志豪則指，公眾人物的片面表達會令許多不求甚解的人對動物恐慌，擔心引發棄養潮，希望不要低估言論帶來的市民反應。

任國棟「街市有貓論」惹爭議 稱不希望錯誤訊息影響袁國勇判斷

袁國勇當日到紅磡街市調查時，認為因魚檔潮濕和低溫，讓病毒可存活超過7日，再經接觸和動物傳播，也有可能是街市內的貓被人傳染，令貓在街市走動變相傳播病毒。他指在兩個街市內都看不到貓或雀等動物，「唔好賴貓賴雀」。九龍城區議員任國棟卻即時說：「入面有貓喎，有五隻貓，頭先影相先見到一隻。」袁國勇之後請職員捉貓檢驗，但叮囑不要殺貓，「貓係有益嘅」。

任國棟（資料圖片）

任國棟的言論被公眾猛烈批評，指對貓趕盡殺絕。他之後亦在Facebook專頁上連發多帖回應，以影片及相片證明「街市有貓」，並解釋說法是「唔想袁教授會基於錯誤的訊息，而影響袁教授的判斷。」他更即晚去信食環署「補鑊」，要求容許店主帶貓回家或讓義工帶走家貓暫託照顧。

他於8月5日在網上再發道歉聲明，表示「承認在有關言論上，過份執着提醒袁教授在街市內曾出現貓隻，而被誤解要對貓隻趕盡殺絕」他澄清絕無此意，亦從未要求部門捕捉貓隻。《獨媒》記者曾邀任國棟訪問，但遭他的助理轉達拒絕，指「要講嘅都已經喺Facebook 講咗。」

麥志豪（資料圖片）

麥志豪：公眾人物應小心言論 避免引起恐慌棄養

十八區動保專員麥志豪表示，不想針對個別人士的言論，認為袁國勇提議檢驗貓隻是出於好意，有科學上的道理，只是在疫情緊急時，難免有許多人會不求甚解和捕風捉影，「好多人唔會諗佢哋點解咁講，冇足夠嘅資料下就覺得貓好危險，有啲人就會好恐慌咁棄養」。他認為低估市民的反應才是真正的問題，建議公眾人物和政治人物應完整和全面地講述任何做法背後的原因，解釋清楚這些做法的結果會是如何，令市民能安心。

他又表示一般市民對流浪動物不需過於恐慌，因為對病毒而言，貓狗和周圍環境一樣都是一個媒介，國際社會都表示貓並非病毒宿主，一般人都不會去觸碰流浪貓，只要注意個人清潔和保持距離便可。至於家養的動物，他則呼籲大家應小心，不要讓牠們受病毒污染。

街坊：不擔心貓會傳染病毒

紅磡街市在今日（8月8日）重開，獨媒記者未有發現貓的踪影，街市清潔工亦表示沒有見過貓，但有檔主及居民則表示曾在街市見過貓。魚檔檔主鄭先生表示，「喺度開檔廿幾年，有見過一、兩隻貓，呢個街市算乾淨，貓同老鼠都好少見。」但他不希望透露貓隻由誰飼養，擔心有人會捉貓。經常到街市買菜的沈女士亦表示，知道街市地下和一樓有貓，部份更為家貓，但並不擔心貓會成為傳播病毒途徑，「貓日頭人多唔會出嚟，貓邊會傳染俾人，街市好大㗎嘛，佢哋有自己地方（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