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於今年「土地大辯論」中著力強調「公私合營」發展新界農地對增加土地供應、解決房屋問題的潛力，更在施政報告中提出「土地共享先導計劃」，以增加地積比換取資助房屋為名、協助地產商釋放囤積的農地儲備。為此，本土研究社今日公佈《竭澤而築：新界西北魚塘業權調查》，發現與四大地產商有關聯的公司於后海灣的「拉姆薩爾濕地」保育區、緩衝區及相關保育地帶持有共398公頃土地，已相當於其年報揭示的1000公頃農地儲備近四成。當中41幅、面積達145公頃的地段更曾涉及違例發展。

研究社成員楊夏至批評：「政府既未清楚、又未向市民公佈地產商農地儲備具體位置的情況下，就力推『公私合營』發展農地的好處和成效，很容易誤導公眾支持。實際上我們的研究發現，原來四大地產商通過各關聯公司持有的398公頃農地儲備都位於這片生態較敏感、不適合大型發展的地區，還有相當部份曾經涉及違例發展，若日後以『土地共享』之名對當區的住宅改劃申請開綠燈，就有獎勵『先破壞、後發展』之嫌，對新界農地和魚塘生態帶來嚴峻危機。」

是次研究涵蓋除蠔殼圍以外的「拉姆薩爾濕地保育區」內所有私人地段、「濕地緩衝區」內現時仍為濕地或魚塘的私人地段，以及周邊與濕地保育有關的規劃地帶內私人地段（詳情參看報告P.2），進行全面的地權結構調查，面積合共732公頃。研究發現，範圍內有544公頃土地由公司持有，當中398公頃為與四大地產商有關聯的公司持有，其中以恆基的176公頃為最多，其次為新鴻基。

四大地產商以外，亦有部份業權屬於本地較小型地產商、以及有中資及鄉事背景的關聯公司，涉及董事如前鄉議局主席張人龍、鄉事派立法會議員何君堯、中建企業許氏家族及科達地產主席湯君明等，顯示研究範圍內的私人土地牽涉相當複雜的利益結構。

研究範圍內逾半私人土地集中於與四大地產商有關的公司手上，意味著相關區域面臨大型發展項目威脅。是次研究涉及的732公頃私人土地中，合共671公頃（92%）位於保育相關的規劃地帶裡，包括「其他指定用途」（OU）當中的「綜合發展及濕地保護區」、「綜合發展及濕地改善區」及「綜合發展包括濕地修復區」、以及「自然保育區」（CA）和「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SSSI）（詳見報告P.11）。然而，研究範圍內過去亦有多達40宗以公司名義持有的地段曾提交住宅改劃申請，當中涉及四大地產商關聯公司的有34宗，面積合共309公頃；儘管這些規劃申請大部份被城規會拒絕，仍不斷嘗試闖關。

研究團隊並選取新田合盛圍及壆圍兩個個案作深入研究，發現兩個地點均由新世界地產的關連公司持有，面積合共53公頃，大部份位於「濕地保育區」及「濕地緩衝區」內，相關地段曾分別有32次及21次違例紀錄，主要涉及違例棕土作業及非法填塘。然而，該兩處地點自1990年代起亦多次提交住宅發展的改劃申請，被城規會拒絕後仍屢敗屢試（詳見報告P.16-19）。個案顯示發展商並不會因土地具生態價值而空等，而是經常伺機而動，並在期間縱容囤地上的棕土作業破壞環境；當生態毀壞後，日後的房屋改劃申請亦將更易闖關。研究團隊憂慮，若這些囤地日後經「土地共享」計劃而獲住宅發展權，將成為極壞的先例，令「先破壞、後發展」的問題在全新界農地和魚塘間蔓延。

呢篇係筆者頗抗拒動筆，但最後決定寫出嚟嘅文章。作為一個關注精神健康嘅團體，我哋理應鼓勵大眾，有抑鬱症唔好諱疾忌醫。根據 UK NICE 建議，有嚴重抑鬱症、或者抑鬱症久久不癒嘅人可以考慮抗抑鬱藥治療。絕大部份整合分析（meta－analysis）都發現抗抑鬱藥對抑鬱症頗為有效，可以話係治療抑鬱嘅有效手段。可能在坐都有人考慮過服食抗抑鬱藥，但唔知你地又有冇聽過，啲藥係點樣研發出嚟嘅呢？

就好似任何藥咁，抗抑鬱藥係臨床測試之前（Clinical Trial）都會通過一系列動物測試。聽到呢度你可能會問：咦，我哋點知隻動物係咪抑鬱先？要試藥就要定義抑鬱，而隻動物唔會同你講佢好唔開心㗎嘛。就呢個問題，心理學家有好多嘅測試方法，我就同大家分享兩個比較著名嘅－分別係「絕望深淵」（Pit of Despair）同「強迫游泳」(Force Swimming Test)。絕望深淵係一個籠，裝住一個倒三角形，入面有水同食物盒。研究員哈里·哈洛（Harry Harlow）將啲猴子放咗係入面最少三個月。咁點解叫「絕望深淵」，原來呢個龍一設計，係唔會俾啲猴子同外界有任何形式的溝通，連研究院嚟補水補食物，佢地都唔會見到。除此之外，倒三角形嘅設計會令啲猴子非常唔舒服。所以佢地就一直喺嗰度，無同伴、又唔知發生咩事、又會比佢整痛咁日日夜夜受折磨。開頭啲猴子都會想沿住個倒三角形逃出生天，但係佢哋爬呀爬，始終走唔到出去。呢個時候，佢地就會非常絕望、放棄抵抗，知道自己做咩都改變唔到自己受嘅苦，就會進入習得性無助（Lerent Helplessness）嘅狀態。強迫游泳測試嘅原理都係差唔多，研究員會掉啲實驗動物入一個裝咗水嘅圓桶入面，開頭佢地會嘗試逃走，但係好快就會發現做唔到就郁都唔郁，同樣都係依種對現實嘅無助令佢地進入習得性無助狀態。

咁同抑鬱藥有咩關係呢？研究員假設動物嘅習得性無助，同抑鬱症病人嘅絕望感好相似，所以佢哋會試下抗抑鬱藥可唔可以消解依種無助感。例如係第一次強迫游泳測試完咗24個鐘頭之後，研究員會再掉啲實驗動物入個水桶度，然後會記錄食咗抗抑鬱藥嘅動物比起冇食嘅，會唔會係放棄抵抗之前堅持耐啲。如果係嘅，研究員就會下結論嗰隻抗抑鬱藥有效。

依種實驗，無論係學術或道德上爭議性都極大。爭議嘅核心，就係究竟動物嘅依種行為表示出嚟嘅「絕望」係咪同人類嘅絕望同一性質。如果唔係嘅話，依類實驗自然就冇學理基礎，因為佢量度緊嘅嘢同人類嘅抑鬱狀態冇乜關係。如果係嘅話，咁就係道德爭議。有啲支持動物實驗嘅學派，認為動物只不過係對環境刺激作出反應嘅機器，例如法國著名哲學家笛卡兒(Rene Descartes)就抱持呢個觀點；或者佢哋認為動物雖然有感覺，但係佢哋嘅痛苦比較低層次，例如化妝品測試，啲研究員會荼化妝品落兔仔隻眼上面。雖然佢哋啲眼俾人監生嗱爛會痛，但係依啲肉體上嘅痛楚係比唔上人類絕望、憤怒、傷感呢啲精神痛苦咁高層次，所以動物測試可以接受。但係抗抑鬱藥嘅測試嘅性質好唔同，因為佢學理上假設左動物所受的苦係同人無本質上面嘅分別。如果係咁，我哋係咪應該繼續依啲研究呢？動物嘅能力唔及我哋，但如果單純因為咁，我哋不停轉嫁自己嘅痛苦去弱者度，又係唔係一件合理嘅事呢？

呢啲問題去咗倫理學範疇度，亦唔係三言兩語可以講清。筆者寫依篇文章，只係想點出抗抑鬱藥背後較鮮為人知嘅真相，最後未服唔服抗抑鬱藥係個人選擇。但係最低限度，筆者想帶出一個訊息：就係當今人類嘅福祉，係建基於無數動物嘅苦難之上。就算我哋即時改變唔到生活模式，至少都應該常存感恩、盡量減少佢哋嘅犠性。

圖：我和寵物的日常

作者 Peter @ 澍洞 - 心理學推廣團體。主要透過正念冥想、心理科普等，讓人認識自己、強健心性。

原文刊於此

路政署承認城皇街沒接獲市民投訴、無諮詢下鋪防滑砂
關注組批部門濫做、工程拙劣促研補救方案

中西區關注組羅雅寧今日偕同立法會議員陳淑莊、許智峯、區議員吳兆康、伍凱欣與路政署代表到城皇街現場，檢視被署方防滑砂工程覆蓋的花崗石梯。現場所見，為數不少的花崗石級被膠槳黃砂覆蓋，承建商工程質素粗劣，暫未知能否還原，另有大量鬆脫的砂粒，令路面更滑更不安全。路政署在關注組及議員的要求下，表示明天（12月18日）會派員清理鬆脫砂粒，以策安全。

路政署代表在會面中透露，過往收到有關中西區路面問題的查詢，但城皇街並沒接獲市民投訴。關注組批評署方偏偏選擇無問題的城皇街做如此破壞性的工程，有失職之嫌，加上事前無通知居民及知會當區議員，於深夜時分急急施工，結果破壞了具百年歷史的花崗石梯，路政署必須負責還原。關注組補充，還原過程必須極之審慎，不可再令花崗石梯有破損。

據了解，路政署原打算為整條城皇街（由荷李活道至堅道）鋪防滑砂，惟收到關注組及居民投訴後已暫停工程。立法會議員陳淑莊將召開緊急聯合會議，邀請路政署、古蹟辦、承建商、關注組、區議員、專家及街坊出席，研究善後工作及檢討政策。

中西區關注組將繼續跟進城皇街的復修及保育問題。

先利申：本人是環保議題的門外漢，但相信全球暖化是真實的。

寫這短帖，是因為讀了《明報》一篇專訪香港人熟識的「環保人士、極地探險家、博士」李樂詩女士的文章。文中寫到李氏支持填海，她提到：

當初她沒想過有什麼人工島，後來《施政報告》提出「明日大嶼」，要填1700公頃人工島，外界不滿事出突然，但她相信政府應早在多年前已有研究，而填海需時，現已不能再拖，提議找專家去引導白海豚，甚至重修海底的珊瑚，「人是萬物之靈，什麼都可以做到。」

記者顯然知道這番說話出自一個「環保人士、極地探險家」之口是矛盾的，因此下一段轉接了李氏廣告專業的出身，以「藝術工作者」的框架來書寫她，客觀上減低讀者對這個非常明顯的矛盾的詫異和質疑。

而我的疑問正正在此：媒體到底是不是應該繼續把李樂詩女士定位在「環保人士」的框架內？這個疑問不只針對這一篇訪談或一個記者，而是有關李樂詩女士作為一個公眾人物在公眾平台發表極具爭議性的政策意見時的呈現方式。

我的疑問建基於以下幾點：

1）依李氏自己所言，她出身是廣告設計，選擇以「藝術工作者」自稱。而我在查看其背景時，亦沒有找到對極地和生態議題的嚴肅研究（有的話請各位告知，很可能只是我無知）。展覽極地照片、鼓勵和組織人們探索大自然、提倡善用天然資源，就是環保人士？那麼生態旅行社又可否稱作環保組織？

2）「極地探險家」／「環保人士」的名銜，到底是怎樣生成的？其實這些名銜是歷史沉聚而成的身份，如果以我們這個年代的眼光看，我們不一定會認同應該指稱她這個身份和定位，特別在她發表了上述那些言論，及對人工島大力支持的立場之後。例如昂山素姬，很多媒體已經不會用「人權鬥士」來形容她了，因為她現在所作的，跟「人權」的原則和邏輯有著根本矛盾；不少大學和組織也在褫奪她的榮譽頭銜。（以昂山素姬為例子，不等於我提倡要褫奪李氏的任何榮譽頭銜。）

3）是否有必要再點出或強調李氏的「博士」身份？大眾對於「榮譽博士」和「哲學博士」並不能分得很清楚。如果我們認為榮譽博士也需要，那以後應該稱卿姐劉慧卿為博士(其實吳靄儀是Boston University的哲學博士，但主流媒體鮮有以這身份稱呼她)。加了「博士」的頭銜，其實是為她那些與環保原則存在極大矛盾的言論，鍍了一層學術金漆和權力。

我覺得，李氏是有意識地帶入「填海」這個agenda的。記者寫到：

李樂詩站在船艙裝置的窗前，每當攝影機「咔嚓」一聲，她就將身體稍微移動一分，攝影師低頭檢視相片時，她稍稍閉目養神，然後冷不防她抬頭一問：「你說香港是否不夠土地？拍照、搞藝術，亦很需要土地吧？」

回到我的疑問，如果答案是「應該」，那麼，以後記者都應該以跟其身份合稱的同等嚴謹態度，自環保理論的角度出發，去詢問她對填海政策的意見，等同於訪問林超英為何反對填海一樣，因為公眾一直以「極有貢獻、極地專家、有學識的環保人士、博士」的身份去理解她（而她過去和現在亦沒有拒絕這些身份），何況是她自己有意識地提出這個 agenda（訪問和發表文章）？李氏不是鍾楚紅和劉德華，公眾不期望藝人是環保議題的專家，自是聽聽立場就算；但公眾對李氏的身份是有期望的，「極有貢獻、極地專家、有學識的環保人士、博士」的身份，對影響輿論是有真切力量的。（看明報網站1天已有4000多個讚好已可知其影響力）如果她說，可以引導海豚、重建珊瑚，那她很應該告訴公眾，實際上如何做？怎麼做？在生態角度是否值得？

以一種溫情呈現（關心疼惜年輕一代、文化工業）來輕輕帶過這個極嚴肅、科學性，並涉及深層政治的議題，一是devalue了李氏的「極有貢獻、極地專家、有學識的環保人士」身份、內涵和學問，再不就是再製她這個很可能值得被重新檢視的歷史身份、話語權和影響力。兩者對於讀者、對於土地政策討論、對於環保、對於香港社會，甚至對於極地，有甚麼進一步的insight？

如果答案是「不應該」，那麼媒體應該有意識地修正呈現方式；例如，既然她以「藝術工作者」自稱，那就以「極地旅人、藝術工作者」來稱呼她。「極地旅人」是中肯形容，聽落也挺有型。

人和事絕不能分開討論，因為掌權者往往用人做事。我無意指李氏為人所用，也絕不是指記者。我只是相信，媒體嚴謹地檢視她的論點，對香港社會是極為重要的，也是對李氏的個人、資歷和身份，最大的尊重。

最後，在此轉兩則同樣有關注極地的環保團體對填海的立場和分析：
Green peace
WWF

訪問原文：
自視藝術工作者 目標盡快整理萬張極地照
李樂詩撐填海：盼讓下一代唞氣

（獨媒特約報導）綠色和平成員今早變裝聖誕老人、馴鹿及聖誕樹，帶同集合逾11,000名市民的願望卡及塑膠餐具禮物包，走訪大快活、大家樂及美心MX港九各區22間分店，要求快餐店推行自攜外賣餐具即減三元，以實際折扣推動外賣「走塑」。

綠色和平5名成員裝扮成聖誕老人、馴鹿及聖誕樹到達中環皇后大道中的大快活及大家樂「報膠音」，促請快餐店回應自攜餐具減價3元的訴求，以及即場邀請店內顧客寫下「走塑」願望卡，並將外賣餐具製成聖誕禮物退還予快餐店。

大快活經理樂意接受綠色和平的「走塑」聖誕卡及退還餐具，並與成員合照。惟大家樂一方見狀即驅趕組織成員及記者，亦不願意接收聖誕卡及退還餐具，多次表示「我哋唔接受採訪，請你哋離開」。正於餐廳食客則不時對成員揮手示好及拍照。綠色和平表示，將會全日走訪22間快餐店分店。

綠色和平項目主任陳可淳

綠色和平項目主任陳可淳稱，行動是希望要求快餐店回應市民訴求。她指，綠色和平在11月下旬曾進行街頭訪問，訪問近12,000名快餐店顧客有關「走塑」的企業責任及回贈折扣。當中逾9成的受訪者均同意三大快餐店應更積極鼓勵「走塑」，並提供1至3元的「走塑」折扣。陳又表示，一個外賣套餐平均用膠7至14件，成本約為＄2.8，因此3元的回贈折扣已做到「慳錢又慳膠」的雙贏局面。

三間快餐店於11月曾公佈外賣「走塑」計劃，顧客如自備餐具可以得到印花，在同一品牌的餐店儲滿6個印花可免費換領一杯熱飲，或換領一套由政府印製的可重用餐具。陳可淳認為，「走塑」計劃由政府主導，快餐店只是參與者的被動角色，應負上更主動的「走塑」責任。她續指，政府的「走塑」計劃間接及被動，效用成疑，強調自攜外賣餐具即減3元的誘因更大，成效更顯著。

記者：周頌謙

中西區關注組在今天與路政署及古蹟辦的會議上提出，在舊城中環內受影響的花崗石梯除城皇街還有在大館旁的贊善里。贊善里早在1850年代的中環地圖出現，相信是與大館同期興建的古老花崗石梯，十分古雅。近日除被路政署油上黃色的防滑鋼砂外，旁邊的拆樓地盤亦在花崗石梯上竪起石屎圍牆，對石梯破壞嚴重。

似乎路政署只當這些係一般路面工程，古蹟辦亦沒有將這些古老花崗石梯的名單通報路政署，後者在做工程時沒有應有的保育意識，部門缺乏溝通導致出現這些破壞。若當局要好好保育舊城中環，所有在區內影響文物的工程必須有清晰的指引，做足諮詢，以避免對古蹟造成不可逆轉的破損！

（獨媒特約報導）路政署在星期日凌晨，突然在百年古蹟上環城皇街，鋪設防滑鋼砂，手工差劣之餘事前亦未曾進行諮詢。在壓力，路政署承辦商今早到城皇街先行清理鬆脫的黃砂，明日將與關注團體會面商討善後。被指爭取該項工程的民建聯，其中西區支部則發聲明，指從未要求展開該工程。

中西區關注組星期日早上發現，路政署承辦商在凌晨突然在連接堅道及荷里活道一段城皇街花崗石梯，鋪設黃色防滑砂，對古蹟構成嚴重破壞。工程手工差劣，大量砂粒鬆脫，黃色油漆更四濺至石級邊。

關注組昨與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淑莊，以及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許智峯、區議員吳兆康及伍凱欣，與路政署現場視察。中西區關注組召集人羅雅寧引述路政署工程師指他們亦不滿意工程，不會收貨，但拒絕透露由誰人提議工程。

承辦商今早約10時到場執漏，到場視察的羅雅寧向獨媒表示，承辦商工人今日是剷走部份呈「流鼻涕」狀的黃色油漆及清理鬆脫的砂粒。她表示明日將與陳淑莊、路政署及古蹟辦代表會面相討事件及如何善後。

羅雅寧指，城皇街正待古諮會評級，而一街之隔的樓梯街，已被評為一級歷史建築。她指相比樓梯街，城皇街更具歷史意義。城皇街命名源於城皇廟，該廟是香港最早前的廟宇，而城皇街屬孫中山史蹟徑一部份，孫中山曾在附近居住，沿途亦有大量歷史建築包括活化後的新聞博覽館及PMQ。市建局一度擬在城皇街及永利街一帶大規模重建的H19項目，亦已完全擱置，改為進行整體保育。

被指是爭取工程的民建聯，其中西區支部昨發表聲明，批評路政署擅自展開工程表示震驚，又指網上有人在沒有任何證據下，指工程是由民建聯提出表示極度憤怒和遺憾，強調從未提出上述工程。

民建聯中西區支部嚴正聲明

據悉，路政署於2018年12月15日晚上在城皇街石階梯永利街至堅道一段位置加設黃色防滑鋼砂條，嚴重破壞該歷史悠久的花崗岩石階梯。本支部對有關政府部門在未有向區議會或地區作任何諮詢或通知的情況下擅自開展有關工程表示十分震驚及不可接受，並將會盡快要求有關部門到區議會解釋有關情況。

另外，本支部今天（12月17日）亦發現有個別傳媒及網上人士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聲稱或影射上述工程是由民建聯議員提出，表示極度憤怒和遺憾。本支部重申，民建聯從未有向任何政府部門建議開展上述工程，而路政署亦已清楚表明上述工程與民建聯無關。

因此，本支部嚴正要求有關傳媒及網上人士停止再發放上述不實和不負責任的言論，並就此保留一切法律的權利。

民建聯中西區支部
2018年12月17日

這次題目較少人觸及，對業界影響卻不少，就是資金流。

甚麼是資金流？簡單來說，就是發展本地農業的資金流向。例如香港發展旅遊業的資金流，很大部份放在旅發局。但香港沒有「農發局」啊！農業資金流到底從那裡來，往那裡去？

本地農業的資金流，曾有幾次轉向。新界菜興盛的年代，殖民政府對農業投放的資源不少，搞農展會，辦農民期刊，漁農處還會自己留種。八十年代後期開始，漁農處投放在農業的人手和資源，逐漸萎縮，幾個實驗農場也陸續關閉及轉型。一些農業發展項目的資金，往往依賴另一農業組織「蔬菜統營處」（Vegetable Marketing Organization, 簡稱VMO）。

為甚麼VMO這個法定機構，會擁有龐大財力成為農業發展項目的「金主」？這主要來自蔬菜批發交易的行政費用。昔年香港超過一半蔬菜經過VMO作批發轉售，涉及的交易金額非常可觀（可參閱VMO年報）。經法定程序下，行政費用帶來的利潤，可用作本地農業發展用途；因此香港出現了一個奇怪現象：許多農業活動的主辦單位是漁農處（後漁護署）或菜聯社，但「出數」的卻是VMO。千禧年後陸續成立的ORC（香港有機資源中心）和CGG（有機種植社群辦公室），營運資金也很依賴VMO。

這情況在近幾年又出現變化，由於蔬菜進口的渠道漸增，現時經VMO進入本地蔬菜市場的比例，已跌至十數巴仙，水退船低，VMO的「農業發展基金」也變得緊絀。另邊廂，香港政府在2016年推出新農業政策，當中一個核心部份便是「農業持續發展基金」，農業界資金流的遊戲規則，又再洗牌。

除了政府資金，商業財團的贊助往往也扮演舉足輕重地位。例如香港浸會大學成立的IBA「生物資源與農業研究所」，資金來自匯豐。IBA將於2019年推出「生物資源及農業科學」學位課程，令不少業界中人吃了一驚。香港大學的「永續鄉郊計劃」（具體項目包括荔枝窩復村，以及明年初的農業課程*），也是取得匯豐的贊助。

我個人比較擔心的，是未來香港農業發展的資金流，都需要經過固定式版的申請程序。當然，資金申請經過合理審批，是應有之義。但無可否認的現實是，前線的農業組織大多不擅於寫proposal；而負責審批基金的人士，也未必瞭解香港的農業實況。一個頗大機會出現的情況是，未來的農業資金流被學院、商界及部份NGO主導；真正於農田拼搏的一群前線工作者，卻得不到應有的重視。

* 利申：港大永續鄉郊計劃明年初舉辦的永續農業課程，是由本人任教。（名為申報，實為借機賣廣告。詳情請參閱此）

吊鐘開花，12月20日攝於八仙嶺自然教育徑（鳴謝：Jenny Wong）

網友傳來前幾天在八仙嶺攝得的吊鐘開花相片，覺得很奇怪，因為吊鐘出名是年花，一般在農曆新年前後開花，即是西曆一月尾、二月初，現在卻早了整整一個月。

馬鞍山上的香港杜鵑和羊角杜鵑也有提早了三個月開花的報道（註1）， 差不多同時，我在中區攝到了杜鵑開花現象。眾所周知，過去杜鵑於春天三、田月盛開，但是隨着氣候暖化，開花日期不斷提早，已經變到市區全年可見開花，翻查一下，原來十年前我已經就此寫過網誌（註2），如今山嶺之上野生杜鵑大幅提早開花，反映氣候暖化愈演愈烈，連遠離塵囂的山上也無路可逃。

市區杜鵑開花，12月21日攝於添馬政府總部

植物不會說謊，開花日期紊亂，反映暖化的程度足以擾亂自然生態平衡，而人類的生活，說到底必須由自然生態支撐，眼前所見開花景像雖然悅目，可惜內裏隱含不祥的警示，全球氣候暖化正在趨向危險水平，連帶自然生態也亂了秩序和隨時出軌，人的生存漸無保證。

究竟我們有多危險？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簡稱IPCC），不久前發表了一份特別報告，談到人類必須把全球氣溫上升幅度控制在一度半之內（註3），才能避免各種災難性後果，想達到這個目標，人類需要即時開始大幅度減少二氧化碳，關鍵的前提是「2055年達到二氧化碳零排放」，這個要求很嚴酷，不過無法迴避。

還有一點，就算按照這個要求做了，全球氣溫依然會繼續上升，於2030至2052之間達到增溫一度半的水平！2030離開今天只有十二年，氣候變化很快就會影響我們這代人，再不是所謂「影響子孫」的遙遠危機。

二氧化碳排於於2055年降至零的情景下，全球氣溫的演化預測（底圖來源：IPCC）

預設的人為二氧化碳排放情景，以及附帶的非二氧化碳加熱量情景

二氧化碳不是氣候暖化的唯一原因，其他人造溫室氣體也在為大氣加熱，如果要求氣溫達到升溫一度半之後折回下降軌跡，IPCC指出這些溫室氣體也必須縮減，否則氣溫會居高不下，甚至失控繼續上升超過兩度，到時人類的處境恐怕將十分不堪。

根據IPCC的說法，「一度半」是我們為了求生而必須奮鬥的目標，不容易但卻又可能，IPCC的報告裏有詳細說明，限於篇幅不能細談，簡單地說，我們所有人都必須盡快投入「長遠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簡稱「長遠減碳」）的行列，丟棄「物質主義」的價值觀念，減少浪費物質和能量，從而減少個人的二氧化碳排放，大家一起做，積少成多，才有可能避開「氣候懸崖」。

未來是「一度半新時代」，是我們沒有選擇的時代，長遠減碳事在必行，不作出轉變，我們自己很快就會吃到氣候變化的苦果。

參考：
註1 蘋果日報，2018年12月22日：當杜鵑花無處可逃
註2 香港天文台，2008年11月16日：秋天裏的春天
註3 IPCC (2018): Special Report on Global Warming of 1.5 degrees.

文：健康空間行動項目主任于愷絹

環保署即將向環境諮詢委員會及環保局局長呈交香港第二次的「空氣質素指標Air Quality Objectives（AQO）」檢討報告。報告建議將AQO內的兩項空氣污染物——二氧化硫（24小時濃度上限）及微細懸浮粒子（24小時和年均濃度上限），由世界衛生組織中期一目標略為收緊至中期二目標（註一）。但同一時間建議將PM2.5的容許超標次數，大幅由目前的9次放寬至35次。報告並無對其他空氣污染物作出修訂建議，即使是濃度水平已創近二十年新高的臭氧。

如建議最終成功通過立法會審議及公眾諮詢，香港的AQO將繼續大幅落後於世界衛生組織（下稱世衛）最嚴格的安全標準，直到五年後的第三次檢討為止。當指標大幅落後，意味著香港這五年的實際空氣質素也將繼續處於損害市民健康的水平。

更改賽制為求達標 鴕鳥政策自欺欺人

根據上一次AQO檢討專家小組會議的與會文件顯示，政府的修訂建議以「可行性」或「能否達標」為決策的首要理據。環保署在文件中明確道明，因為預計SO2及PM2.5，在目前及將會推行的短期減排措施發揮效用下，能成功於2025年達至世衛IT-2水平，故建議收緊這兩種空氣污染物的指標值。但由於預視在收緊指標後，PM2.5（24小時平均）每年將超標33次，故政府建議將「容許超標次數」大幅放寬至35次。為求達標，不惜更改「遊戲規則」，發揮聞名的搬龍門技能。

餘下兩種未與世衛水平看齊的污染物，包括可吸入懸浮粒子（PM10）和臭氧，也因環保署預計香港不能於2025年前達到收緊後的指標值水平，故拒絕對兩種空氣污染物作出修訂。對於近乎失控的臭氧水平採取完全放任政策，以為不修緊指標值，問題便不存在，政府也就不用去處理。

為做而做，少做少錯

是次AQO檢討是林鄭班子任內的第一次亦很可能是最後一次的檢討，檢討結果某程度上反映了本屆政府對空氣污染及公眾健康的重視程度。說到底，政府如果真的將「保障公眾健康」視為其施政重點，理應可大刀闊斧將指標收緊至更嚴謹的水平，迫使各部門加大現行減排措施的力度，務求降低公眾的健康風險水平，並確保香港追上其他先進國家在改善空氣污染上的步伐。

可惜，環保署這次「小修小補」的AQO修訂建議如何看來都只是為履行五年一檢的法例規定（註二）。官員為做而做，少做少錯。「保障公眾健康」（註三）淪為口號，在決策者眼中毫無實際意義。不禁讓人好奇，到底AQO修訂是為了誰和為了甚麼而做，是市民福祉？還是政府交功課？

註一：世界衛生組織訂立的「空氣質素標準」設有不同門檻（低至高）：中期一目標IT-1、中期二目標IT-2、中期三目標IT-3，以及最嚴格的安全標準。
註二：上屆政府於《空氣污染管制條例》加入「五年一檢」的規定，要求環保署至少每五年檢討一次AQO，並按世衛標準作基礎收緊至更嚴謹的水平，以更有效保障公眾健康。
註三：上届政府於2013年推出的「香港清新空氣藍圖」曾明言：「改善香港巿民的健康，是促使我們採取果斷措施的動力。」環保署也多次指出保障公眾健康是制訂空氣質素改善措施的主要指導原則。

2018快要終結，作為一個環保 L 而言，最感到高興又矛盾的，相信是今年樂見社會一些新的減塑／走塑措施。快餐店現時開始有走飲管／走杯蓋／買外賣走餐具措施，甚至因為「走飲管」而惹起一些爭議。但坦白說，在期望走塑的人看來，這些措施實在只是小恩小惠。到底企業要如何調整方向，才是真真正正的負擔起社會責任？

首先，想走塑的人絕對不是只見到「一支飲管走了！」而高興、而是「我又被逼用掉多少即棄用品...」。要知道紙杯因塗上防水塗層而不能回收，另外一大堆膠刀膠叉紙兜紙巾紙餐墊就更是讓人煩惱。其實環保3R第一個R是Reduce，是指「不用」，但我要光顧M記，就難免被逼用掉一大堆即棄用品，連Recycle也做不了。對於生活真是很想環保又很喜愛食M記的我，其實真的很矛盾，單單走飲管完全滿足不了想走塑的需要。另一方面，拜託那份外賣餐具並不是最重要啦（雖然也重要），你看見因為買外賣而造成的發泡膠盒和膠袋嗎？發泡膠盒有多難回收你又知道嗎？所以，企業走走飲管、走個外賣餐具就想去拎走塑環保光環，實在令人相當無言。最搞笑的是走外賣餐具又要給印花，拜託印花又不是一種浪費嗎？可以環保一點、先進一點，使用什麼手機QR Code功能之類處理也可以呀。生活在廿一世紀，不應該好好利用科技嗎？為求環保，又弄出一大堆用完一秒即棄的東西，不是太諷刺了嗎？

我想強調一點，我並非要「逼其他人一齊走塑」，而重點是在於「在快餐店我無得揀唔走塑」，說到底是「選擇權」問題。我明白，「快餐店」之所以「快」，重點在於工序的清晰、高度的系統化，而「容許顧客使用個人器皿」這件事，從來就未試過納入快餐店常規之內，造成「一刀切走飲管」然後想要飲管而職員又不合作等等問題，整件事完全是幫倒忙。要知道「容許顧客使用個人器皿」本身，未免會為前線職員多加工作，而事實上有一些環保人士，亦因個人堅持而引致與食店產生衝突，令公眾印象欠佳。事實是在日常生活中走塑不太難，但到快餐店走塑是極難，難免承受其他人奇異的目光，或是令職員覺得「乜你咁麻煩架？」。大部分人都不想被人看作異類，自然難以吸引人走塑。

總的而言，快餐店你大可繼續用你們的即棄用品（當然我個人並不想...），但更為重要的，是在快餐店的日常流程中，有必要加入「容許顧客使用個人器皿」的常規（「器皿」是指所有器皿，包括食物盒與餐具），有一個清晰的工序，訓練員工「容許顧客使用個人器皿」的系統，讓客人有「揀走塑」的權利。

另一方面，經濟誘因亦是不可或缺的一環，例如「如果願意自備餐具三次就有一包細薯條送／第三次買餐有8折」之類，就能強化顧客走塑動機。而企業必須要與使用即棄餐具的顧客，共同負上「生產者責任制」，為使用即棄餐具付費，在長遠而言才是真正具承擔環保責任的表現、以企業身份響應環保的行動。

（獨媒特約報導）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早上向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提交最終報告，在下午見傳媒時交代內容，建議八個短中期和中長期選項。在中長期的選項中，土供組建議在東大嶼填海1,000公頃，大力唱好發展人工島計劃，認同「東大嶼都會」人工島有策略性意義。多個環保團體在政府總部外回應時，反對當局的填海計劃，要求重新考慮填海的必要性。

世界自然基金會海洋保育經理楊松頴表明反對填海，認為填海會帶來重大的環境影響，對海洋及陸地物種的棲息地造成不可逆轉的破壞，促請政府考慮是否真的有填海的必要性。

在報告中，土供組使用多頁篇幅力推發展「東大嶼都會」，認為能帶來不少「好處」，包括增加土地供應，因為和近岸填海相比，興建人工島面對較少鄰近設施或土地用途的制約，並能創造更大面積的土地等。土供組指交椅洲及喜靈洲一帶位於港島核心商業區及大嶼山中心點，和港島西只有數公里之遙，可以將現有及未來的經濟動力版圖連接。

報告中更稱，發展「東大嶼都會」人工島計劃是突破現有各類土地長期短缺困局的主要關鍵，認為新增的土地面積較大，當局能因時制宜推出土地。楊松頴指出，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的八個優先選項已提供逾2,900公頃土地，而即使剔除「東大嶼都會」人工島，仍有近1,900公頃土地，較2030+預測的1,200公頃土地需求為多。他表示，如果政府堅持填海造地，亦必須先進行海洋生態規劃。

左為楊松頴，右為朱江

此外，土供組在報告中提出短中期選項，包括發展棕地。新界約有1,300公頃棕地，政府規劃及發展中的古洞北／粉嶺北、洪水橋及元朗南等新發展區已涵蓋340公頃棕地，而新界北策略發展區則涉及200公頃，其餘的760公頃分佈在新界鄉郊。

土供組認為，發展棕地已獲得社會廣泛支持，但形容不是「手到拿來」的容易選項，但當局應優先及重點發展，認為成敗關鍵在如何加快落實及解決過程中必須面對的問題及不確定性。綠色和平項目主任朱江回應時批評，報告沒有善用現時的棕地。他指土供組建議發展300公頃棕地，並不對應新界現有的700公頃棕地，兩者落差甚大，嚴重低估棕地發展潛力。

朱江斥道，土地大辨論一直將住屋與大自然對立，重申發展棕地可短時間內滿足公營房屋的需求，形容是「百利而無一害」；而相反填海造地成本高昂和需時甚久，無助解決基層市民的住屋需求。

記者：周頌謙

配合政府 強推填海及東大嶼工程
曲解民意 「製造」虛假共識
　
環保觸覺（本會）認為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土供組）今日（12月31日）發表的報告，是為配合特首林鄭月娥的「明日大嶼」計劃，曲解民意，強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東大嶼都會」填海工程，無視社會保護自然環境、要求從人口政策改善土地供應的訴求，實在叫人非常遺憾。
　
填海並不獲大多數支持 土供組曲解調查結果
　
土供組原則上支持於五個擬議的近岸地點填海造地，指「維港以外近岸填海」獲大多數市民支持，但在問卷調查中，以所有回應計算，只有49%揀選「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可見填海仍未獲社會共識。惟小組主席在回答記者問題時解釋，問卷的字眼並無提及「支持/反對」，因此剩餘的51%並不代表反對。本會並不同意此解釋，相反，此解釋只能再次引證問卷設計粗疏，甚至刻意誤導，土供組實不應把填海列入建議選項中。
　
計劃資料不全 卻配合政府強推東大嶼
　
林鄭月娥在土供組的報告尚未「出爐」時，已執意在施政報告中提出「明日大嶼」，進行1,700公頃人工島填海工程。政府一直未有就填海工程對環境及海洋生態的影響、所需的成本及時間，以及人工島是否能夠抵禦氣候變化及極端天氣的影響等，提供全面的資料。但坊間保守估計將消耗一萬億，更質疑計劃會置數十萬人口於極端氣候危機中，因而社會普遍反對，更有逾萬人上街抗議，多個民調亦得出支持反對的聲音各佔一半的結果。但今日報告「出爐」，土供組卻貿然提出，應優先研究及落實發展東大嶼都會，無視所有客觀資料分析，本會實不能接受。�
　
勿再以填海新技術誤導市民破壞環境
　
土供組由開展公眾諮詢以至公布最終報告，都聲稱「現今填海技術應能減低對環境的影響，有效減少移除海底淤泥對環境的污染」，為填海辯解。不過，誠如本會再三反駁，無論是新填海技術，或是舊填海技術，在過程中都無法避免要開採大量海砂作為填料。香港填海用的海砂大部分都由外地輸入，換言之在香港填海是必然會破壞本地海洋及外地開採海砂的一處海洋，做成雙重破壞，影響兩地海洋生態。
　
無視市民保護自然環境的訴求
　
報告顯示，在進行電話調查時，除了 18 個土地供應選項外，小組亦邀請受訪市民回答「如果香港需要發展更多土地，你認為最優先要考慮甚麼 因素」的問題。最多受訪者選擇了「對自然環境影響較小」（34.4%）， 其餘為「可以快些提供土地」（20.5%）、「可提供多些土地」（18.2%）、「對原來土地使用者或社區的影響較小」 （13.1%）和「政府付出的公帑較少」（4.6%）。調查結果清晰可見，市民認為香港在發展土地時，不能忽視對自然環境的影響，然而土供組卻背道而馳，向政府建議填海——這種永久破壞海洋生態的造地方式。事實上，近年全球氣候急劇轉變，各地在施行政策時，都優先考慮環境因素，並進行轉型，香港實在不能停濟於舊有思維，以落後方式，妄想單靠「開天闢地」解決土地短缺問題。
　
冀正視土地問題源頭：失敗的人口政策
　
香港多年來採取「放任式」人口政策，任由過百萬單程證人口來港，使本地環境、社區超負荷，近日有傳媒報導「新移民逼爆公屋中心」，可見若不從人口問題入手，即使建造再多的地、填再多海，都無法解決問題。在為期5個月的諮詢過程，本會及很多香港市民都積極反映，要求收回單程證審批權、減少單程證數量及控制外來人口。惟土供組在成立之初，已定要「開闢土地」的結論，排除人口政策於解決土地問題的討論外。然而，在最終報告中，土供組終於不能不承認，社會很多聲音都要求「控制外來人口」，因此雖然不會成為小組建議的一部分，但亦被列入報告中，希望政府在闡述相關政策時作合適說明。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於2018年最後一天提交了報告（註1），讓我們知道他們的工作成果。

個人最關心的是郊野公園，注意到報告主體略有誤導，對於支持開發郊野公園選項的表達方式如下（第79頁）：

黃遠輝主席在《前言》說，報告是小組「梳理及考慮超過29 000 份問卷、3 000 個隨機抽樣的電話調查訪問以及接近70 000 份公眾的意見據問巻總數是29,000份，電話調查成功訪問3000人」之後，加上小組成員的「經驗」、「專業」和「視野」而寫成的。

可惜上表沒有把超過六萬份反對郊野公園選項的意見書這樣強大的聲音展示在讀者面前，以致造成社會有相當數目的人支持開發郊野公園的錯覺。

要找到有關信息，我們要看該報告的附錄一（註2）第二章103至104頁，才見到以下文字（中譯，英文原文見註2）：

「對郊野公園周邊地區的反饋非常負面（反對六萬多人，支持不到兩千人），支持的主要原因是建屋的土地潛力，而無需為搬遷作出補償，而反對的論點則是對自然保育和環境的負面影響、對公眾康樂的影響、宜居性及法律限制。與私人農業土地類似，對於選擇是高成本還是低成本也存在分歧，可能取決於土地是否接近現有的基礎設施。」

民意懸殊的程度十分明顯，不過小組選擇性地突出數目相對極少的問巻和電話訪問，最低限度是表達不全面，說得嚴重點是有側重的迴避民意。

就算單看問巻和電話訪問，有機會在展覽現場多些理解問題的市民，對開發郊野公園的支持度比沒有機會多理解的電話訪問對象顯著低得多，而且支持度是最低倒數第二，僅高於誰都知道是荒謬的淡水湖選項，真是不提也罷。

在六萬多個反對聲音以及支持度極低的基礎上，政府根本可以直接從此把郊野公園剔出考慮範圍，謹建議政府從善如流，不要再糾纏下去，浪費社會原本可以用在做其他正經事的能量。

參考：
註1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2018年12月31日：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報告
註2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2018年12月31日：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報告（附錄一） [暫時只有英文版] Section 2 pp. 103-104.
“The feedback on the periphery of country parks was strongly negative (over sixty thousand against versus less than two thousand in favour). The primary reason in favour was the land potential for housing without the need for compensation or relocation, while the arguments against were negative conservation/environmental impact, impact on public recreation, liveability, legal constraints. Similar to private agricultural land, there was also disagreement about whether this is a high or low cost option, which perhaps depends on whether the land is close to existing infrastructure.”

圖：2025年香港預測的空氣污染分佈圖（二氧化氮）（來源：空氣質素指標檢討小組文件）

香港的空氣質素指標一直落後於世界衛生組織水平，近日政府提出修訂，輿論焦點主要集中於放寬污染物超標次數及不收緊臭氧水平，但完全忽略當中一項更重要的議題，就是空氣質素指標、環評及基建項目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

故事是這樣：表面上看，是否收緊空氣質素指標是科學決定。正如明報社論形容，雖然政府難逃「自欺欺人」、「刻意降低門檻」的指控，但大體上並沒有質疑背後的假設─我們應該按照香港的實際情況，訂立一個恰當標準，分別只在於訂的標準高低而矣。

我並不完全反對這種看法。不過就我在專家小組聽到的政府回應，似乎他們考慮的，不單只是追求「達標至上」的問題，而是有關的修訂，是否會令到香港未來的基建發展受到阻礙。

假達標 環評削足適履遷就發展項目

讀者必須了解的背景，是在香港進行任何覆蓋一定面積的工程，都必須依據法例進行環境影響評估，然後有關報告必須得到環保署署長的批准，方可以進行工程；環境影響評估內其中一個必須達標的項目就是空氣質素，有關水平正是依據空氣質素指標來釐訂。因此，空氣質素指標收緊到哪一個程度，將會直接影響到（現在以至是將來）香港的基建項目，是否能夠通過環境影響評估而展開工程。

然後大家亦必須理解到，現時進行的各項基建工程及發展相關的環評報告，是早於六、七年前甚至更早的時間便已經完成。而當時的環評報告所依據的空氣質素指標，是1987年剛設立時的指標，於是便出現一個極其荒謬的現象，指標與計劃所代表的年份往往超逾30年。

舉個例，2017年開展的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其中一項連接蓮塘口岸及粉嶺公路的道路，有關的環評就是使用1987的指標。由於年代久遠、指標極其寬鬆、完全不符合幾十年後實際狀況的關係，即使整個工程如何增加車流、如何破壞空氣質素，也是完全不可能會「超標」，通過不了環評的。

即使2013年政府更新空氣質素指標，收緊各種污染物的超標限值，但卻同時留了一個尾巴，容許正在進行的工程繼續使用過去1987年的指標，以便各種大型的基建項目可以繼續陸續上馬。

2025年污染集中交椅洲 明日大嶼硬上馬？

不過，正由於法例規定必須進行空氣質素指標檢討，才會有專家進行未來的空氣污染分佈評估。多得一班空氣專家的努力，我們發現由2020年，去到2025年，空氣污染高度集中在大嶼山以東、青衣以南及香港島以西的交椅洲海域。由政府提供文件的圖表可見，整幅海域都會超出現時的香港空氣質素指標，面積之大完全覆蓋明日大嶼提出的填海範圍。

明日大嶼建議填海的地區，恰好是2025年空氣最污染的地區。這項科學推算將會令政府陷入兩難局面：

1）假如明日大嶼最終選址維持不變，那麼工程開展的地區將會面臨空氣質素指標超標，有關環評勢將不能通過，所有前期撥款的錢將倒水入海打水漂；

2）假如到時明日大嶼的工程最終能夠通過環評，那麼原因極大可能就如上次空氣質素指標檢討一樣，容許大量未來的基建項目可以豁免環評，那麼政府以「不能通過環評令香港不能發展」為由阻止收緊空氣質素指標，就無任何合理的理由可言，而環評制度亦在這個意義底下，形同虛設。

這令我十分好奇，究竟政府將會如何解畫？是好像東北發展計劃等工程般，繼續沿用1987年的指標，還是要求空氣質素指標檢討，必須在「合理及切實可行範圍之內」，大幅度提高空氣污染物濃度限值和容許超標次數？

這件事反映「基建霸權」絕不只是一句口號：空氣質素指標絕對不能收緊，因為未來香港的基建主要集中在香港某些地區，收緊了指標，意味著這些地區將不能進行任何的發展。在這個前提下，指標只能鬆，不能緊；環評可以做，但一定要趕在收緊指標之前做。

這某程度上亦解釋了，為何政府要求立法會匆匆通過明日大嶼的前期研究撥款：原來是在趕死線！收緊指標後再做研究，就可能有些基建項目會被新的空氣質素指標攔下了！

燃燒科學公信力作為政策認受性的「策略」

整個「空氣質素指標檢討」的過程，正好反映了政府如何利用專家的科學公信力，嘗試作為推動某項政策建議的認受性基礎。可惜的是，在香港「基建霸權」當道、政府組成毫不民主的情況下，科學及工具理性已經不可能再為政府的荒謬施政保駕護航。

筆者當了所謂專家小組的委員兩年，其中一個最深刻的感受，是當你確認了每一個小程序都似乎沒有出錯，但合併出來的圖像可以是極度荒謬；而當似乎所有人都認為這種荒謬極其正常時，只有你嘗試指出整個檢討背後假設都是錯誤的一剎那，部分為官者的那種訕笑和絕大部分人的冷眼旁觀，「合乎程序」恰就成了最大的諷刺。尤其是你可以肯定，一大班專家都恰如其分地努力工作，卻在嘗試證明整個香港幾近一輩子也不可能有潔淨健康的空氣，因此不配有合乎國際水平的空氣質素指標，為的是香港基建永續的千秋萬代，這真是香港發展主義主導下的最大悲哀。

原文刊於《信報財經新聞》

（獨媒特約報導）漁護署在社會壓力下，2017年暫停捕殺野豬行動，並在同年年底改以替野豬避孕及搬遷的控制策略。不過多個區議會近日均有議員提出議程討論，質疑計劃成效，中西區區議會今午亦將討論。香港野豬關注組成員黃豪賢認為，新策略僅推行約一年，目前是過早判斷成效，他亦促增加資源促進「人豬共融」。

漁護署向中西區區議會介紹提出經優化的「野豬管理行動策略」，指已聘承辦商研究減少野生動物從垃圾設施取出食物、加強公眾教育。不過文件野豬「滋擾」人類的情況「近年快速增長」，又形容暫停野豬狩獵是「鑒於有部份動物關注團體的干擾，令狩獵行動難以安全地進行」，文件末段指「漁護署不排除人道處理高風險的野豬」。

有中西區區議員分別提交文件，陳捷貴及自由黨楊哲安提出「野豬襲人」，質疑「野豬避孕及搬遷先導計劃」成效，亦為政策較為被動。另一名區議員李志恆提交的文件亦指成效令人懷疑，又建議野豬不應原地放回而是轉交嘉道理農場管理。

南區區議會去年11月曾提交「野豬避孕及搬遷先導計劃」進度報告，漁護署指接獲的投訴個案數目逐年增加。自2013年所收到的294宗，急增兩倍至2017年的738宗，當中以香港島區的升幅最為嚴重。漁護署於2017年已經推行「野豬避孕及搬遷先導計劃」，直至2018年9月的數據，成功捕獲101隻野豬，當中33隻接受避孕疫苗，接受絕育手術的野豬數目則有6隻，其中72隻野豬搬遷到偏遠郊野。

對於「野豬避孕及搬遷先導計劃」成效所質疑，香港野豬關注組黃豪賢（Roni）指，該計劃在2017年10月才開展，至今仍處於初步階段。他認為提出文件的區議員過早判斷計劃的成效，直言香港是首個推行野豬避孕的地區，實屬文明之舉，理應感到自豪。

對於有建議將野豬安置在嘉道理農場統一管理，Roni 認為議員未必了解嘉道理農場運作，忽略野豬作為群居性的動物，強調「野豬應屬郊外，不應強行拆散他們家庭」。Roni 亦批評以「滋擾」字眼形容野豬的行為是「妖魔化」，重申「人豬衝突是源自於人類的問題，或是政策的失誤」。Roni 以垃圾桶設計為例，設計欠完善令野豬很容易將之翻倒，引致環境衛生的問題，「市民見到咪去投訴啲野豬囉，但有冇諗過係政策的問題呢？」

黃豪賢（中）

Roni 本身反對人類餵飼，認為不應將野豬「寵物化」，「野豬無可能好似隻貓咁溫順，佢哋本身就有本能」。Roni指，野豬如受到挑釁，才會做出保護自己的行為，他建議漁護署可以參考新加坡、美國等政策，增加野豬出沒指示牌、修改道路使用者安全條例或增設動物通道，才可長遠解決問題，達致「人豬共融」。

記者：陳紫晴

（資料圖片）

（獨媒特約報導）漁護署昨（1月3日）向中西區區議會介紹提出經優化的「野豬管理行動策略」，以減少食物來源、加強公眾教育、推行避孕及搬遷計劃為重點。多名建制派區議員則促重新開槍，以「人道」方式處理野豬，漁護署在會上稱狩獵並非有效方法，亦涉及安全問題，並不可取。

漁農自然護理署高級濕地及動物護理主任張家盛在區議會上介紹提出經優化的「野豬管理行動策略」，其中2017年年底開始推行為期兩年的「野豬避孕及搬遷先導計劃」，直至2018年9月，署方成功捕獲101隻野豬，當中33隻接受避孕疫苗，另外6隻接受絕育手術。101隻野豬中，72隻搬遷到偏遠郊野。

多名建制派中西區區議員質疑計劃成效，並提出議案促恢復2017年起暫停的狩獵野豬行動。區議員陳捷貴指，野豬會傳染豬鏈球菌，雄性野豬更有攻擊的「野性」，嚴重危害市民的人身安全，「取消咗獵殺野豬行動後，大量野豬繁殖得好快，離開深山走囇出嚟」。陳捷貴又批評野豬破壞生態，「郊野公園啲樹根，不斷咁俾啲野豬食曬」、「好多樹在路上訓低咗」，強調狩獵是較有效的方法。

陳捷貴

自由黨區議員楊哲安表示，野豬問題已由衛生問題加劇為安全問題，將已失去平衡的野豬數量解決，「一係搬遷曬佢地，一係照顧，一係就改變佢地嘅生活習慣」，他更提出若以上三項都不能有效解決野豬所帶來的人身安全問題，就需要考慮人道毀滅，「唔好濫殺無辜，但依加已經去到失衡嘅地步。」

另一名區議員李志恆斥漁護署對野生動物置諸不理，以人道主義作藉口放任牠們自生自滅，但實質上是想「餓死」牠們，「你餓佢，增加了佢哋嘅攻擊性」，更以「馬騮搶野食」反問「如果市民人命財產受到損失，係咪可以向政府索償？」，強調政府有必要重新考慮以「人道處理」的方法。

中西區區議會主席葉永成則形容野豬「有得食就嚟」，民建聯楊學明指龍虎山郊野公園燒烤場已經變為「野豬樂園」，數量泛濫，「有啲野豬唔夠打，所以被逼先要出嚟搵食」，質疑漁護署的「招數」反映其對野豬的認知嚴重不足，「其實最惡嘅野豬仲係郊外冇出嚟，出咗嚟民居嘅野豬係最弱小，如果最惡嘅都出埋嚟嘅，對人類的滋擾和傷害就更大。」楊學明又指以「餓死」的方法解決問題亦稱不上人道主義。

區議員陳財喜則認為搬遷野豬亦不具成效，指動物屬性有地域性概念，「你將野豬搬去新界，會游翻水返港島。其實豬嘅游水能力好高，維港絕對難唔到佢」，更以「有時見到啲野豬游緊水，可能就係表達緊反搬遷。」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兼當區區議員許智峯表示理解市民對野豬的憂慮，但認為多名建制派議員的言論過於誇張，強調要平衡野豬和居民的利益，「唔好將所有嘅責任放囇係野豬到，而係政府對野豬的措施十分被動。」他指漁護署雖有教育宣傳，但廣泛性不足，促增撥資源。

漁護署張家盛指，管理野豬的團隊目前只有六名同事，希望區議員體諒人手不足，會繼續爭取更多資源，希望成立應變隊伍以解決「人豬衝突」。他指郊區本來就是野豬的住所，漁護署並不會主動處理郊區的野豬，以保留野豬的先天集性，管理在市區出現的野豬所造成的滋擾才是他們的工作重點。

張家盛

他指正推行的「野豬避孕及搬遷先導計劃」最新數字已成功捕捉138隻野豬，當中有92隻成功搬遷。張家盛指若野豬體型適合，會安排牠們載上已安裝GPS功能的頸圈，追蹤牠們的活動和反應，評估搬遷的成效。他指搬遷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解決燃眉之急，但詳細搬遷地址則不能對外公佈，以保障野豬生活。

對於是否重啟狩獵野豬行動，張家盛指並非有效的解決方法，行動亦涉及安全問題，在香港市區進行狩獵野豬並不可取。他指除了為野豬進行避孕外，亦會在多區的「野豬黑點」設立新垃圾桶試點，預計新年後啟用，亦會繼續加強教育宣傳。

記者：陳紫晴

（獨媒特約報導）在上月中，路政署在百年古蹟上環城皇街亂噴防滑鋼砂的黃色漆油，遭批評事前未曾進行諮詢。路政署署長陳派明昨日下午出席中西區區議會會議，民主派及建制派區議員均要求路政署交代詳情，但陳派明表示，舖設防滑鋼砂是因為「驚長者跣親」。而曾被指為事件始作俑者、民建聯的楊學明在會上大發雷霆，不滿有記者向他詢問引導性問題和遭網民抹黑。

在12月16日，路政署在承辦商連接堅道及荷里活道一段的城皇街花崗石梯，鋪設黃色防滑鋼砂，但工程手工差劣，黃色油漆更四濺至石級邊，嚴重破壞古蹟。對於議員的提問，陳派明沒有正面回應，只表示因為「收到一些資訊」，害怕老人家在上落樓梯時「跣親」，又稱有市民曾主動接觸路政署，所以便展開工程。陳派明強調中西區的特色是樓梯較多，稱署方今次的工程是「整個區去睇」，所以在多條路梯均有加設，「等佢哋行嘅時候睇到條樓梯同無滑倒。」

在區議會會議上，曾被指爭取落實該項工程的民建聯，其中西區支部在事發後曾發聲明，指從未要求展開該工程。楊學明指有網民抹黑自己和民建聯，要求路政署立刻交代由哪一位區議員提議工程，必須詳細及公開交代所有詳情

楊學明更表示，有記者在事發後致電自己，詢問有引導性的問題，讓人覺得是楊學明和民建聯提議加設。他斥記者有前設立場的提問是不正常，「如果我有講過，我楊學明會認，咁無呀嘛。」

民主黨當區區議員伍凱欣斥，工程對居民做成滋擾，指署方人員在當晚11點到場，並在凌晨2點開工。她炮轟路政署沒有諮詢當區居民、區議會和當區區議員便動工，而且工程質素馬虎，完全不能接受。伍凱欣問道，路政署在舖設防滑鋼砂前有否考慮其他方案。

民主黨吳兆康則斥路政處沒有就城皇街的工程作噪音評估，便鬼崇地在凌晨進行工程，「係咪怕我同伍凱欣坐係度，唔俾你開工。」他質疑路政處先斬後奏，未待古蹟辦作評級便先破壞。吳兆康重申，路政處不跟從既有的程序才開展工程，質疑贊善里有類似的劣質工程，要求立即停止所有相關工程。「工程劣質到咁，舖完成地都係沙。」

甘乃威批路政署借「區議會過橋」

民主黨甘乃威批評，路政署有事便借區議會過橋，「擺區議會上枱」，要求署方交代在甚麼情況下才會真正諮詢區議員。陳財喜則稱事件像羅生門，認為署方應撰寫詳細報告，避免事件不了了之。民建聯楊開永亦對路政署做法表示震驚，質疑署方沒有對地區進行諮詢，要求署方交代調查結果。

陳派明又表示，路政署已和古蹟辦開會溝通，先是尋找方法清除城皇街的鋼沙，並研究在不影響古蹟的前提下，考慮如何防止長者滑倒。他又稱，路政署同樣不滿意該承建商的表現，呼籲公眾給予署方更多時間處理。

在會議開始前，民建聯東華社區幹事張嘉恩等人向路政署遞信，指反對部門不經諮詢及關注署方「在城皇街舖設防滑鋼沙事宜」。

記者：麥馬高

蕉徑農區的羊腸小徑網絡，50、60 年來跟據農夫的需要和地型逐漸建立出來，由於農地珍貴，小路有大約0.7 至1 米闊，卻足夠農夫利用農機車、手推車及單車運輸，一直行之有效。

然而上年年尾政府公佈農業園的第一期計劃，並沒有農業相關的內容，只是跟據工程顧問只做了9個月的研究建議，建設一條近一公里長、14米闊(馬路、行人路、渠位等) 的雙線公路，貫穿蕉徑的活躍農地，而且該雙線道路會配合多條3.5米的支路，這些支路竟已等如蕉徑現時最大型道路——蕉徑路的闊度！蕉徑路由村民根據需要提出，30年前已申請、近十年內才獲政府批准，如今由政府提出卻完全不適合農區的大型道路則要強行空降，勢加劇當區發展威脅。擬建道路不但將會剷走活躍農田及民居，還未開始建造已即見壞影響：在蕉徑已有農夫被地主迫遷、村民被加租十倍、農田不明起火等等情況。

關注組一直透過調解會、請願、聯署等向政府反映雙線道路的不必要性，以及對農地、社區及環境不能補償的破壞，然而政府卻一意孤行，在57份反對意見中有55份未能調解，卻在行政會議通過第一期道路工程，粗暴地以行政主導手段沒殺爭議。本關注組認為要支援農業，無需耗費大量金錢在多餘大型基建之上。政府正向立法會申請撥款開展第一期道路工程，並在下星期二(8/1)下午在立法會的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討論農業園。我們要求撤回第一期道路工程撥款，停止迫遷居民及破壞農區水土！

近年香港愈來愈多市民意識到垃圾圍城、堆填爆滿的可怕，漸多身體力行，努力減少棄置廢物，包括少用一次性的膠袋和膠樽，積極回收，甚至參與廚餘回收，以物易物等環保工作，令人鼓舞！

然而，政府發表最新一份關於2017年都市固體廢物量的統計數字，結果令人大失所望，甚至大吃一驚！香港過去6年的都市固體廢物量竟然年年上升，去年更加上升3.7%，總量達到10730公噸。(圖1) 其中最令人氣結的當然是工業廢物量急升2成，而且環團懷疑原因是回收商購買洋垃圾來港，遇上中國改變回收政策，拒收洋垃圾，導致去年大量工業垃圾送往堆填區！香港的堆填區已經快將爆滿，港人努力減少垃圾，甚至正在立法會審議垃圾收費法案之時，商人竟然把洋垃圾接收來港送往堆填區，真是豈有此理！可惜，政府完全沒有任何行動，愛理不理。

圖1 朱漢強 (2019) 港垃圾量不跌反升　同志仍須努力，香港01，1月2日。

不過，家居垃圾量一項仍然有0.1%增長，過去8年，除了2011年和2016年有-2.6%和-1.1%的跌幅外，其餘6年全部正增長，2012年更出現5.2%的升幅，似乎大家的減廢力度仍然未足夠。誠然，過去每年仍有人口增長和家庭增長，所以家庭固體廢物量有輕微增長，也是無可厚非。但政府預計在2030年時固體廢物量減少4成的目標似乎可能性較低。

最後，商業垃圾量長期持續高增長，過去一年的增長率為6.3%，高於經濟增長率愈倍，反映香港的商業並未履行環保減廢責任，而政府在垃圾收費計劃中並未有針對商業用戶提出包裝物料生產者責任制，令商人可繼續濫發包裝物料，反要消費者支付處理包裝垃圾的費用，結果是政府多了收入，垃圾量仍然無法減少，肥上瘦下，於減廢無益。

因此，處理香港的固體廢物，必須分三方面入手，缺一不可：(一) 停止所有洋垃圾入口，否則不但減廢不成，更加會令市民氣餒，反正努力減廢亦難以抵銷洋垃圾攻港數量，不如盡情破壞！結果不堪設想；(二) 源頭減廢，規定生產者付費收回包裝物料，循環再用，並立法禁止所有一次性的塑膠物品；及(三)垃圾收費之餘，須鼓勵減少消耗和做好回收配套及產業鏈，並全面推動廚餘回收和在地農業以吸納所製肥料。

其中尤其是關於減少電子垃圾等有害物質的措施，國際組織發現香港有大量棕地用作處理全球電子垃圾的回收場，把貴價可回收部份出售後，把低價賣不出的部份留在香港，不但加重堆填區的壓力，更會嚴重污染新界土地和河溪，循食物鏈危害市民健康，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可惜，政府一味只懂收錢，不做實事，棕地作業破壞農地三十年，任其擴張，放任不管。洋垃圾攻港，政府隻眼開隻眼閉，每年只說說調查數字，就當完成工作，置市民健康於不顧。在討論垃圾收費的時候，大家可以多向政府發表意見，集思廣益，讓香港能成為宜居國際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