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研究社的研究員Stewart一直致力於古蹟保育研究工作（Iris Wong 攝）
記／Iris Wong
攝／Iris Wong、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續上集）
近年城市發展步伐急促，更有多個地區重建項目，不少區內文物岌岌可危。界石作為非建築類文物，連評級機制都缺乏，地位比其他建築類文物更低微。不少非建築類文物都是政府公物，雖然受刑事毁壞及偷竊罪的法律保護，但也是僅此而已。即使他們有重要的歷史價值，但在現行機制下並沒有什麼法定地位。本土研究社的研究員Stewart稱：「破壞佢哋同塗鴉一樣，最多都只係會告刑事毁壞，對呢啲文物嘅保護程度係好低。」 Stewart在本土研究社進行研究工作，專注古蹟保育研究已有三年時間，工餘時間也常進行考察及帶領導賞團遊走社區。作為民間的保育力量，他深深體會到保育政策的不足。就連有官方認證的歷史建築都可能遭隨意拆卸，非建築類文物的情況更是令人憂慮。
保育政策和資源整體不足 研究員指：事在人為
Stewart笑言：「因為佢（界石）嗰個材質啦，就唔係咁易比人偷走或者係風化嘅，比起建築物個佔用空間又唔係咁大，受發展威脅理論上係應該比較細。」他認為，界石被消失的原因，多是工程進行其間遭移走，他以位於灣仔的三塊逾百年歷史的皇家海軍醫院界石為例，兩年前因道路工程被移走，雖說會在將來重置，但至今仍未知去向。重置界石的費用遠比建築少，也容易記錄，他因此認為界石保育的成敗取決於政府是否願意把資源放在保育方面，他說：「我會覺得事在人為囉，係肯唔肯做⋯⋯呢方面只要肯花心思，花心機都係可以做到嘅。」他認為有關界石保育的局限性，很大程度來自於保育政策和資源分配的不足。
政策偏重建築物 未有普查難言界石價值
對於界石的保育現況，Stewart認為：「而家連full picture都睇唔到，係講唔到價值。」本港現時的保育政策主要集中於建築物，在1990年代，古物古蹟辦事處（古蹟辦）曾展開過一次全港歷史建築物普查，委託了四個學術團隊花了約兩年時間，找出共8803項歷史建築，但負責評級的古物諮詢委員會（古諮會）至今仍未完成全部評級，更有不少在評級前已被拆毀。Stewart展示了當年的研究報告，當中提及的困難，大多提出經費太少難以聘請合適的研究助理、時間不足令調查不夠深入等。當中只有蕭國健的團隊，除調查要求的歷史建築物外，還涵蓋了區內文塔、墓地、橋樑、古砲、功名牌匾及碑記等非建築物在報告中，並稱「各碑銘所錄之文字，對區內知社會經濟、民間信仰、銀幣使用制度、家族歷史發展之探討，功能甚大。」報告大大肯定了非建築類的文物對歷史研究的重要。然而，是次「不全面的普查」卻決定了以後所有文物調查的基調，後來古諮會於2009年公佈的全港1,444幢歷史建築建議評級，也是從是次普查中挑選出來，因此能被評級的，也只有建築物項目。Stewart認為，要講到界石的價值，首先要了解其背景、有何特色、背後承載著怎樣一段歷史等，要先有相關研究，才有空間討論其價值，才能進行評級，比較出哪塊界石比較重要，應予保留。可是，香港至今卻從來都沒有進行過一次針對任何非建築類文物的普查。
在1990年代，由四個學術團隊分區進行的全港歷史建築物普查調查報告（Iris Wong 攝）
缺乏法例保護 界石地位低微
話雖如此，古蹟辦的網頁上卻載有幾份清單，把一些有歷史價值的地方界定為「文物地點」，並規定凡有工程開展前，均需研究工程會否影響清單內的地方。然而，缺乏普查令清單涵蓋的地點不多也有欠完整，工程的前期調查工作也因此易有遺漏。Stewart羅列了這幾份清單，除記錄了法定古蹟和上文提到的歷史建築外，還有涉及範圍甚廣，仍有待勘察的「香港具考古研究價值的地點」，和專門記錄非建築類文物的「由古物古蹟辦事處界定的政府文物地點」。後者記錄的大部份都是界石，此外還有一些建築物的地基、石柱、石碑、戰時遺跡和古井等。Stewart提供了一份2020年的記錄，發現界石在列表中的數量在近年急增，由2020年8月只有28個項目，至2022年5月新增共21個項目中，界石就佔了15項。由於記錄很倚賴公眾主動提供資料，這反映了近年民間對界石的重視，卻也明顯地道出清單並沒有完整地列舉具歷史價值的地方的事實。有關列表並沒有法定地位，Stewart稱，現行的《古物及古蹟條例》於1976年實施，早已過時，它主要針對法定古蹟，並不包括這些「文物地點」，要在這些地方動工，也非不可能，只是會「比較麻煩」。他說：「連已有評級嘅歷史建築都成日比人搞啦⋯⋯列咗出嚟之後係好過冇嘅，但又有咩保護咗佢？」
Stewart說：「冇話所有界石都一定要原址保留，但起碼要知道佢係咩嚟、喺邊度、反映緊啲咩啦。」界石就像一塊不起眼的石頭，由於只有寥寥幾個數字和字母，需要額外的資訊才能讓公眾了解它們對於整個社區，或歷史的意義。他以維多利亞城界石為例，旁邊至少會有介紹牌講解相關歷史，但「大部份係冇」，他認為除了單純地列出「文物地點」的所在地外，有關當局還可以多進行公眾教育的工作，以增加保育成份。
發展為前提 單橦式建築物保育難反映社區歷史
訪問中，Stewart以茶果嶺拆村一事為例，解釋了現行工程前期調查工作的缺失。他拿出一部不論工作、或是閒時外出考察或帶團時，總會隨身攜帶的平板電腦，機身明顯已身經百戰，螢幕更已碎裂了一角。他打開相簿內置的地圖，找到茶果嶺一帶的區域，只見相片縮圖密密麻麻的佈滿畫面。自政府在2019年的《施政報告》提出清拆茶果嶺村，並計劃在原址發展公營房屋後，本土研究社一直關注該發展計劃，Stewart也曾多次造訪，與村民交談，了解古村的歷史。
Stewart 向筆者展示他在茶果嶺考察所得的照片記錄（Iris Wong 攝）
他解釋，茶果嶺曾是開採花崗岩石材和高嶺土的重要村落，是香港打石業歷史的重要一員，加上現時香港大部份的礦場已消失，茶果嶺的石礦場卻仍留有許多遺跡，如一些洗石池、基礎設施，和就地取材而建成的石屋民居等，更顯其重要。可惜土木工程拓展署為是次工程作可行性研究時，並沒有事先請古蹟辦為整個區域作整體的調查及評級，而是直接委托顧問公司為工程作文物影響評估，取態就如「冇已評級的建築就唔理」，因而忽略了不少重要的建構物。Stewart與其團隊在考察研究中的發現，更令他質疑工程前期調查的準確性，他說：「我哋喺瓷泥廠附近就見到有四塊界石，另外喺山上就有編號C3、C4嘅界石⋯⋯但紀錄中就只係得後者明言會保留，但就會被遷移位置。」
如今是回收紙廠的花崗石屋，前身為瓷泥廠（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位於瓷泥廠旁的兩塊界石之一（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交上古諮會之文物影響評估報告中除記錄了茶果嶺花崗岩採石場的兩塊界石外，也有提及一些能反映這段打石業歷史的重要文物，如用花崗岩建成的曾氏大宅、同樣由大量花崗岩塊堆砌而成，運用高嶺土作原料，成品遠銷海外的瓷泥廠、非建築物則有修橋施路碑等。可惜報告卻表示，這些歷史證據只會以製圖及相片、以視頻或3D掃描記錄後，就會被拆除。整條村中，除了在工程範圍外的天后廟外，就只得一已被評為三級歷史建築的羅氏大屋得以保留。他認為這種調查方式及保育重要文物的方法難以訴說整條村的歷史價值。
在工程後將不獲原址保留的修橋施路碑，上刻有捐款名單，由茶果嶺鄉公所街坊值理會於一九六零年設立（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除工作需要外，Stewart平時也喜歡參考工程的文物影響評估報告四處探索，希望趕在工程到來前一睹它們的現貌。他批評現時的做法太被動，因為只有在發現工程會對文物清單內的地點有任何影響時才需要進行評估。雖然報告亦會為受影響的文物訂下緩解措施，但在已有發展意向的前提下，能做到的保育工作並不多，即使調查中有新發現，大部份的文物由於沒有被官方的評級機制認證，一般都不會考慮保留。因此，他認為光是訂下緩解措施並不足夠，應進一步思考如何避免對其造成影響、或大幅度增加保育成份。
發展保育失衡 政府架構或成主因
Stewart在訪問中慨嘆：「成日都講發展同保育要取得平衡，我就覺得而家係一個好失衡嘅狀態。 」他認為這種失衡，與政府的架構也有很大關係。現時古蹟辦主要負責執行古物事務監督的行政工作，以及向古諮會提供秘書服務和行政上的支援。他認為由於古蹟辦在2019年前隸屬康文署，只是一個細部門，反映了香港政府對於古蹟保育的重視程度偏低。在經歷了皇后碼頭、天星小輪保育運動後，雖然政府設立了文物專員辦事處，但他指出該處主要充當發言人的角色，實際上做到的保育工作並不多。2019年後，古蹟辦轉為隸屬發展局，雖從架構上看來是較以往重視古蹟保育，但由於發展局局長要兼任古物事務監督，身份的重疊令發展及保育難以兼顧，他說：「發展同保育都係同一個人做嘅時候，個conflict係在所難免⋯⋯如果佢係一個發展傾向嘅人嘅話，保育方面咪會被忽視囉！」他認為，保育和發展的相關部門都應該要有類似三權分立的制度，才能做到互相制衡的效果，對於整個城市規劃有更全面的思考和討論，才能平衡發展和保育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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